雪冷血热-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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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人说，按节气算，那工夫辽河差不多该封冻了，可那年11月底了还下雨。俺们这些小兵知道西征要干什么，却不知道要过辽河，更不知道要等辽河冻住了，像蹚平道一样地过辽河。那时那庄稼人知道什么呀，就知道家“巴拉”（附近）的几条河。可上级领导应该知道呀，那“天头”（天气）那么暖和，辽河冻不了，应该想到这一层的。
就算辽河封冻了，也难免一相情愿地盲动。
从决定西征到出发，应该说1师的准备是比较充裕的，而3师仅用半个月时间，还要把步兵变成骑兵。骑兵目标大，不适于游击战，山区活动更多不便，1师西征前后缴获的马匹，大都以挺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有书籍、资料说，这次是吸取了1师的经验教训，突出个快字，要快速通过敌占区。可据黄生发老人讲，“因为马匹不足，只有一小部分编成了骑兵”。这种步骑混编行军，步兵拖累骑兵，甚至不如步兵快捷，除非把步兵拖垮、甩掉。
1师西征，选择夏季，树叶关门，到处青纱帐，步兵又轻盈灵活，尚难隐蔽；3师正逢冬天，山野大地光溜溜的，目标又大，焉能不被发现？一身湿衣，难得进村，就那么在雨雪中淋着、冻着，那时那人再抗造，毕竟也是人呀。病号怎么办？抬着？再加上“天天行军”，“天天打仗”，不知到得辽河边时伤亡多大，非战斗减员有多少。瞻望前程，到达热河，再奔关内，直线距离也比已走的行程远得多。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判断失误，老天爷和土地爷都不是朋友，谁知道前方还潜伏着多少不测？
比这一切都可怕的是“棒子队”。东边道也有类似的“棒子队”。笔者的老岳父当年就当过“棒子队”，“集团部落”建成后成立的，正式名称叫“自卫团”，为“集团部落”武装组织。“满洲国”保甲法规定，十八至四十岁男子，非公务员、残废者，都是自卫团员，每天晚上轮班巡逻。每班几个人，扛着老洋炮、长矛、棒子，每班两炷香工夫。老岳父说，胡子来了，就可着嗓子吆喝，人们都抄起家什跑出来。“便衣队”（抗联，或其他抗日武装）来了，俺们就跑了，谁管日本子的事呀？有的还给“便衣队”通风报信，领着他们抓走狗。
问题在于此“棒子队”非彼“棒子队”。1军西征，是进出敌人腹地，是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群众不了解抗联是支什么样的队伍。那些伪自卫团和伪警察，也大抵如此。见到抗联，就以为是胡子要进屯、打街，就吹号，满山遍野地号叫。粮弹无从补给，只能靠战斗解决，而枪声只能招来围追堵截。
比之1师青山绿树的征途，3师再在那雨雪交加的、白茫茫的大地上走下去，人吃马喂都是个问题。因饥寒交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就可能把这支部队拖垮了。
还可以设想一下，一年前结束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那围追堵截的如果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和云贵川等地的“双枪将”，而是日本关东军，会是什么样子？
王明一相情愿
1936年6月底，南满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河里密营召开。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会议决定将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紧接着，7月4日，又召开1军、2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将两个军合组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委，2军军长王德泰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总政治部主任。关于1路军的游击方针和活动区域，决定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在更大的区域开展游击战。2军军部、6师和1军2师在通化地区活动，开辟长白山根据地，5师仍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5军作战，同时保持与1路军、南满省委和3军、5军、北满、吉东党组织的联系。
但是，另一个问题好像也随之而来了。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主力走了，留下的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南满？而没了南满的牵制、呼应，那对北满、吉东和东满又意味着什么？
而此时，西征先锋1师已经出发多日，并可能发现西征无望，决定东返了。
两年后的5月，在辑安县老岭召开的1路军和南满省委高干会议上，杨靖宇又提出应该与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南满好像都能比较容易地解决。会议决定，从1师、2师抽调兵力补充3师，由3师先行再次西征，1师、2师随后跟进。只是因为不久程斌叛变，西征一事已无从顾及，才不了了之。
军事智谋的首要特征，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够做到什么——写了《西征胜利歌》的杨靖宇，在3师仍然失利后，真的认为是能成功的吗？
挺进东边道的南征，从群众条件到自然地理，途经的都是敌人统治薄弱地区。西征则正好相反。两次西征，1军兵力折损近半，而且都是精锐，元气大伤。1军成立以来，损失惨重莫过如此。这种代价是再难承受的。时过两年，各地“集团部落”已趋完成，日伪统治更加严厉，劳师远征，难度自然更大。这些，杨靖宇应是非常清楚的，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西征呢？
在各个时期的史料和著作中，没见到有关1军、1路军西征问题的争议。这是不难理解的。唯一的例外，是时任2军6师师长的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王德泰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离开山区的根据地，远征平原，也是犯忌的。这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关内的工农红军东征而随之西征”。金日成也认为“热河远征计划是非常冒险和不切实际的”，并说共产国际曾多次发出西征指令，指令是王明拟定的，“他所拟定的指令，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下达的”。
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主观上属意西征的杨靖宇，客观上并非明知不可为而非为不可，而只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这样既不违背组织原则，今后又可伺机而动。
1937年2月13日，《中共吉东省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
第一路军应该以奉天为活动中心目标，在保持原有东边道活动地带之同时，应将自己主力活动力量横断南满路。另一部出没安奉线进入三角地带，以分敌势，必要时，阻碍日贼由朝鲜海岸经汉城而长驱入辽西北满，遮断其交通联络。此南满党东满党去秋决定之行动极为正确。
在莫斯科瞎指挥的王明，把一切都搞乱了。
在王明的视野中，北满有3军、6军、9军，吉东有4军、5军、7军、8军、10军，东满有2军，南满有1军，1军主力再西出辽西、热河，活跃于长城内外，与关内红军（八路军）联合作战，这是一幅多么恢弘壮观的画卷呀！果真如此，政治、军事影响将是巨大的，实践也将证明1军在那里是可以坚持到底的。日本投降后，最先闯进东北的中国军队，就是冀东的八路军。
王明大概被自己构想的宏图陶醉了。
问题是1军有通过敌人的心腹地带到达那里的可能性吗？
抗联各军大都有远征的经历，由于时间、空间和目的不尽相同，结局也不一样。而1军的西征，某种意义上，就是王明的一相情愿。
另一个问题也就来了：王明一相情愿，杨靖宇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
这是个谜吗？
第12章 “鲜血培养新世界”
伯阳千古
金伯阳，1907年生于大连旅顺金家屯一个富裕农家，十岁上学读书，十四岁考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大（连）地区就成了日本的附属地，日本人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上人。学校当然也是一样。一次，日本学生骂中国学生“亡国奴”，金伯阳回敬一句“倭寇”。这还了得，日本学生动起手来，一场群殴，人数占优的中国学生大胜。金伯阳按住一个大块头，手上打，嘴里道：你们日本子跑俺中国来作威作福，你们是倭寇、是强盗！
1925年毕业后，再考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厂技工养成所。同年“五卅”运动，他积极投身其中。第二年春天，又组织、参加福岛纺织厂几千工人大罢工，坚持95天，迫使日本老板屈服，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
1927年8月，金伯阳被满洲省委调到哈尔滨，在三十六棚工厂和电业工人中活动。曾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未暴露任何机密，后逢东北易帜实行大赦获释。
1932年2月5日上午，金伯阳和《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方未艾，带着宣传品到三棵树一带前线慰问义勇军官兵。下午，他们去地下党黄吟秋家里刻蜡板、印传单，日军进城了。步兵、骑兵，血红的膏药旗，闪亮的刺刀，看得见侵略者狞笑的牙齿，军靴、马蹄踏着路上的积雪，践踏着他们的心。金伯阳喷火冒烟的眼里，盈满泪水。
在每年有半年时光飘雪的哈尔滨，负责职工运动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通常是一件蓝布袍，一顶灰毡帽，一副工人打扮。魁梧身躯，宽大肩膀，剑状眉毛，敏锐目光，他虽然拥有白皙肤色，特别是文雅谈吐，却总能避开宪兵、暗探的追捕。一天大雨，他被特务盯住，带到个点心铺搜身。文件就在身上，脱下水泡的布鞋，在脱袜子时就劲一拽，弄得特务一脸泥水，趁这小子擦呀抹的工夫，把文件藏好了。一次被追捕，眼看难脱身了，闪身进了一家舞厅。天生的英俊青年，那天正穿套西服，立即有人迎上来邀请。一曲终了，几个特务还在四处傻乎乎地张望，金伯阳在衣帽间换套衣服，大模大样地从大门出去了。
1933年夏，金伯阳到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同年秋，1军独立师南下东边道，11月15日途经金川县碱水顶子附近时，后卫部队被邵本良的“大尾巴队”袭击，金伯阳的鲜血染红了纷纷扬扬的第一场冬雪。
东北抗战十四年，金伯阳是党内职务最高的烈士。
一切似乎都平淡无奇，连使他轰然倒地的那颗罪恶的子弹，好像也带着一种偶然性，令人扼腕不已。
拥吻着他无限热爱的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永远二十六岁的生命，与此前此后那些同样鲜活的生命，相拥着化作关东的山魂水魄。
两个月连失两任师长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又名李宏海、李义山，中等个头，清瘦面庞，目光锐利。他汉话讲得不算太好，汉字却写得漂亮，一口流利的日语。
1910年，李红光生于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丹山洞一个贫苦农家，十六岁随父母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吉林省伊通县留沙嘴子屯，在山冈上盖两间茅屋安家。在磐石地区那样火热的斗争环境中，热血少年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先是参加农民协会，之后入党，成为双阳、伊通特支组织委员，磐石中心县委委员，磐石党领导的最早的抗日武装“打狗队”（又称“除奸队”、“特务队”）队长。
“打狗队”，顾名思义，就是对付走狗的。一些“保民会”头子、骨干，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猖狂得很，甚至谁家来个客人，多把菜刀，也向日本人报告。开头，“打狗队”7个人，只有1支“铁公鸡”（一种老式单发手枪），就人手一把磨得雪亮的斧子，晚上摸黑“掏狗窝”。轻者警告一番，罪大恶极和屡教不改的抓回来，公审后处死。老百姓拍手称快，走狗闻风丧胆，“打狗队”威名远扬。
1932年春，“打狗队”缴了呼兰镇二道岗子大排队20多支长短枪，磐石工农义勇队正式成立，李红光任队长，省委派来的杨君武为政委。
有人也很聪明，还读过军校，理论一套一套的，到战场上就找不到北了。李红光除聪明外，别的正好相反。他平时话语不多，脑子里总是思考问题。特别是担任独立师参谋长后，每到一地，看地形，向群众和山林队了解敌情，还要派出侦察员。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走过一遍，再不会忘记。一次战斗，战前战后，地形、敌情我情和兵力部署，很快就能勾画出一幅示意图——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可游击队刚成立时，一群庄稼人，几个书生，谁打过仗呀？李红光想起胡子的办法，做个木架吊根棍儿，在地上扶乩。有人说共产党怎么能搞这玩意儿呀，李红光一想也是，脸就红了。省委曾发过一本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磐石游击队没见到，从一个私塾先生那儿弄本《孙子兵法》，孟杰民念，大家听。正学着，一中队日军和两连伪军来“讨伐”，李红光和大家一商量，就照兵法上说的“强而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