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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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们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人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三道沟，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差半年就毕业了，和张甲洲回东北拉队伍抗战，任巴彦游击队特派员，游击队失败后到富锦县立中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8月任联军随军学校教育长，之后为11军1师政治部主任、3路军6支队政委、总部特派员兼宣传科长。
前面引用过的《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校涤谔旆拧案涸鹁癫涣樱ぷ骰鍪鲁辆病薄�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平读书和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有多少，回东北投入血火抗战的有多少？而那时一所中学的校长，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县太爷。至于1938年后不断有人冻饿而死的那种严酷的环境，对这位知识分子又是一种怎样与众不同的考验？据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露营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1940年10月22日，《于天放谈龙江平原游击的感想》中说：
我东北抗日部队自一九三八年受了严重损失以来，多数队伍均在人烟绝无的山岳地带游击，形成了度命的状态及吃睡主义的状况。队伍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减少数量，增多损失的机会，决不会发展的。我们为了蓄积实力，保存与扩大新的力量，非执行平原游击的计划不可。
畏敌怯战、坐吃山空的“蹲山主义”，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而于天放一贯的主张就是打出去，在战斗中求得生存、发展。即便是被俘入狱，也要寻机打出去、冲出去。
他是和孙国栋等人同时被俘的。部队化整为零，在乡间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他和于兰阁在绥棱宋万金屯，杜希刚在北大沟，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还有个新发展的刘祥在依安。出个叛徒夏振华，敌人一齐下手。
在庆安县关了20多天，又五花大绑押来伪省城北安，关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伪警察厅特务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满洲馒头”，“犯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对他却优待得很，油饼、馒头，菜里肉还挺多。他曾想绝食。学生时代看课外书，讲革命者在监狱中绝食。再一想，吃它个“满洲国”，吃饱喝得了好跟鬼子斗。
不光好吃好喝，各种头面人物还常来看望，问寒问暖，有时还把看守训一顿。这样持续一个来月，敌人开始用刑了。于天放的体会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你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
这特务分室是座秘密监狱，不知关押过多少爱国志士。于天放后来得知，12支队长朴吉松，1943年在庆安县福合隆屯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杀害前就关在关押他的第二监室。
他开始谋划越狱。
他是夜里被押来北安的，蒙着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围活动，还派人进来侦察，画过城区地图，可这秘密监狱的位置却是个谜。两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挂着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传递给他的，除了风声就是火车的响动。南面火车汽笛不时鸣叫，西边有火车来往经过。如此，南面是火车站，斜对过就应该是实业银行，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人家了。后来证明，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越狱得有武器。监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铺小炕外，连他的裤带都给没收了。不过，两个监室的间壁墙上，嵌着个挺大的俄式“别拉气”（火炉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个掏炉灰的小铁门，正好在他的监室这边。小铁门长半尺、宽3寸，有个铁轴，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后脑勺来一下子，能拍个半死。他进来第一天就盯上这东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两个人，全是鬼子。他把每个鬼子的特点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钥匙哪把开哪个门，也都看在眼里，刻进脑子里。2号监室正对着看守的办公室，那串钥匙有时看守带在身上，有时就扔在办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没棉鞋棉帽，就算越狱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冻死。最好是青纱帐起，起码也等到春暖开化，可鬼子能让他等到那时候吗？就随时寻机准备动作，宁肯出去冻死，也不在这里等死。只是别说连伙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监狱，就是一般的监狱，又谈何容易呀？
机会来了。
6月上旬，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来了，拿张小兴安岭地区地图，说于先生足迹遍及小兴安岭，如果苏联打进来，可能从哪几个方向进攻，请于先生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出来。几天后永井又来了，地图还是原样子。于天放说，你们灌凉水把我的脑子灌坏了，记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于天放刚进来时，偌大个特务分室就他一个“犯人”。3月后各监室陆续关进几个，7月初又关进个赵忠良，二十四岁的精壮小伙，原是2路军的，从牡丹江来侦察北齐线军运情况，在克山被俘。于天放把自己的计划跟他讲了，就多了个帮手。
那地图涂涂抹抹的总也画不好，永井火了，临走扔下句话，明天来拿。
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只有一个警尉石丸兼政，这小子最喜欢虐待犯人，于天放一看到那个扒炉灰的小铁门，就会想到他的后脑勺。于天放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把地图画完，监室灯光太暗，要到看守的办公室去加班。石丸犹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赵忠良在监室里敲门，说他要“放风”，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烦地去开了门，然后看着赵忠良小便。于天放把小铁门从裤腰里掏出来，悄悄走过去，照着石丸的脑袋砸去。走廊里有三道铁栅栏门，头两道伸进钥匙就开了，第三道换了几把也打不开，是从走廊窗户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着横木就翻过去了。
红领巾时代，笔者就看过于天放写的《牢门脱险记》。
1967年5月3日凌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在省博物馆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后，割腕自杀。
李桂林老人说，我是1968年2月9号晚上抓进去的，1970年2月15号放出来，关在省公安厅拘留所，正儿八经的监号。每个监号8平方米，我那个监号最多时关10个人。我头一天晚上进去，见个人面熟，仔细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厅长魏子民。可连省委第二书记李范五、副省长陈雷都抓起来了，公安厅长算什么呀？开头不放风，不让说话，不许躺着，只能坐着，还不能靠墙，说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就把谁带走了。回来后鼻青脸肿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头的，有的就没了，不知弄哪去了。陈雷、李敏、张瑞麟等人都在那儿，陈雷关个8年抗战，李敏关4年，张瑞麟跟陈雷差不多，我两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号，我是81号，陈雷20号，李敏21号，张瑞麟是多少号来着？瞧这脑袋，刚才还在嘴边呢。
张瑞麟当年是有号的。前面说过，南满1军士兵是编号的，从参军那天就有号没名了。东满、吉东、北满没有编号，这回也有了。
赵明山老人说，编号好哇，当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这么躲过去了。俺没躲过去。堡子里有人知道俺跟队伍走了几年，问俺是不是当胡子去了，俺说俺是当红军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说你糊弄谁，南方才有红军，东北哪来的红军？俺说那时抗联就叫红军，俺参加的是杨靖宇领导的正儿八经的共产党的红军、抗联。造反派说你在哪儿当的抗联，俺说在老秃顶子，在长白山。他们说那是山林警察，是汉奸，打！就把俺吊起来打，俺这左胳膊到现在也不能往上弯，洗脸用一只手。俺一个老农民，倒没什么可开除、能“橹杆子”（撤职）的，可这手残废了，还怎么干活，一家人还怎么吃饭哪？
单立志老人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我说我这党员要是假的，我这辈子就没什么真的了。他们说你填表了吗？我说现在入党要写申请书、填志愿书，我们那时没这事。又问你参加“在家礼”，还拜把子了吧？我说这个是真的，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儿。要想把抗联弄明白，再说清“为什么”，真不大容易，好在是亲历者、过来人。结果一解释就成了“态度问题”，抗拒从严，罪加一等了。
老人说，那时大小是个干部，就是“走资派”了。抗联呢？一个“胡子”，一个“苏修特务”，几乎人人有份。许多人还是“日本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双料、三料、四料特务。抗联是给苏联搞过情报，是苏联特务，可我们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报，那时苏联是帮助中国抗战的呀！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呀！那时离“苏修”还有二十来年，挨得上吗？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张瑞麟当年齿骨被子弹打碎，一只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条腿又残废了。
老人吃力地张口道，我这辈子别的都没啥，就嘴上这伤太缺德了，说话不得劲，满口牙就剩右上边一个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树皮汤、野菜汤也挺好，干的用舌头团巴团巴就进去了。吃大饼子，用手掰开捏碎放嘴里，喝口水咽下去。那时粮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伙儿嚼得那个香呀，我得用石头、枪把子把它捣烂糊了。解放后好了，别人吃干的，给我做稀的，面条、疙瘩汤什么的。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卢连峰老人说，1946年春天，四平那边跟国民党打得炮火连天，这边在哈尔滨阿什河街一栋三层楼里，办“抗联研究班”，“研究”抗联的“叛徒”、“特务”、“汉奸”。我老婆也给弄去了。门口站双岗，裤腰带没收了，盛饭时还得一手提着裤子。葛万才被吊在电扇钩子上打。他参加抗联后，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绑块石头沉江了，日本投降后听说了，精神就不大好，再这么一“研究”，疯了。有个马云峰，还有个姓张的，说他俩要杀王明贵，绑下楼去，正碰见王明贵上楼，一问一听，王明贵说哪有这事呀？这才放了。轮到我了，说我在通河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