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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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9月,得知呼(兰)海(伦)铁路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心吃掉这股敌人。半夜时分,100多骑兵将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摩拳擦掌,都憋着一股劲。哪知鬼子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敌人反攻,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从中午战至深夜,不得不突围出城。伤亡百余人,缴获物资未带出来,携带枪械、用具也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左眼被弹片击中,血流满面,从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
更要命的是,“北方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了。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就没当回事儿,仍是过去的老路数,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
这回仍是据理力争,只是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
从此,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敌人。
东兴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装都成了对头,而且打得很顽强。
原来队伍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最早发展入党的11个人中,还有两个。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纷纷离队而去,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伙来、一齐起来,“哈”音há)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
赵尚志和张甲洲、吴福海等人来到哈尔滨,找到满洲省委。
省委召开几次会议,研究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认为赵尚志右倾,执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不讲少数民族政策,是游击队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给予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张甲洲已不被视为党员,也就谈不上处分了。
省委责令赵尚志检查错误,他不但拒绝了,还找省委领导申辩、理论,有时言辞很是激烈。有人给省委写信,说他“对党的领导机关敌视谩骂以至脱离党的态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赵尚志——笔者)同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同志在领导张甲洲队伍中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编者注)已经发表近两年了,省委已认识到自己“左”了,可赵尚志那顶“右”的帽子,是那么回事儿吗?
无论怎么回事儿,在赵尚志的眼里,真理都是简单的。以“反日”为口号,到处是朋友,队伍受挫很快就能重整旗鼓。而在省委领导人的眼里,真理同样是简单的,那就是中央决议是不容置疑的。
从赵尚志二十四岁的照片上看,那张娃娃脸上眉毛挺重,眼睛不大不小。当年曾和他并肩战斗的抗联老人,都说他的眼睛特别亮,有人还说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特别是生气、发怒时,剑刃般灼灼逼人。还有,赵尚志的嗓音特别洪亮,而且能言善辩,理论一套一套的。而包括笔者采访时还在愤怒地指责他的人,都说这人性子太直,脾气暴躁。
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队伍垮了,党籍也不明不白地没了。就不难想象这个爱咬死理的脾气暴躁的直性子,当他的申述被置之不理时,因负伤而只剩下的一只右眼,那目光会怎样的灼灼逼人,那张不饶人的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是赵尚志,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几乎注定就是悲剧性的人物。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市(今属辽宁省)三区王伦沟乡喇嘛沟村。近一个世纪后笔者到朝阳采访,我们的民族英雄的故乡,早已改称尚志乡尚志村了。
赵家为书香门第,赵尚志的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家境比较优裕(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就有人追究他的“阶级根源”)。父亲赵振铎曾任县自治会副会长、县议会副会长,为人正直、侠义,思想开明、进步,有反抗精神,是当地受人尊敬、颇有影响的人物。《朝阳县志》载称:“晚清附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即秀才——笔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创办清乡会,发展会员千余人。以抗苛捐杂税、打击贪官污吏、缉捕匪盗、储粮备荒为宗旨,与朝阳县长孙廷弼发生数次武装冲突,打死警察12人,缴获其枪支马匹。同年六月,孙廷弼调兵血洗清乡会。失败后,携家经北京辗转至哈尔滨定居。”
1934年,赵尚志已是威震哈东的“赵司令”。日本宪兵侦知赵家在道外区16道街附近的集良街,将父亲抓去,让他劝儿子别再反满抗日。赵老先生受尽折磨,坚不吐口。母亲张效乾四处求人借钱营救,有人怕受牵连,闭门不见。张效乾昂然道:你不用怕,俺不会再来了,但俺要告诉你,俺儿没做坏事,他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后来是把五间青砖房卖了,才把人赎出来。一家人逃去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居上海、香港、贵阳、重庆、西安等地。
赵尚志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六,二哥三姐一弟四妹。小弟赵尚武,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副队长,1943年反“扫荡”中在河北阜平牺牲。二哥赵尚朴,1932年入党,1938年去延安,离休前是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大妹赵尚英,30年代参加左联,抗战后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三妹赵尚芸,1932年被组织派往上海团中央受训,之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
赵尚志从小胆大。乡间狗多,小伙伴去谁家,都是他在头里。再凶的狗,见他不叫不咬,老老实实的,连大人都觉得奇怪。
据说,赵尚志在街上玩,碰见三个孩子在那儿谈理想。一个说,俺家都是庄稼人,将来粮满仓,畜满圈,吃不愁,穿不愁,胜过有钱住高楼。一个说,俺长大了要当保长,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第三个孩子鄙夷地瞅着他们,说老子长大了当县长,都管着你们。赵尚志上去薅住“县长”领子:俺就当个打县长的!
赵家搬到哈尔滨后,生活顿显拮据。父亲在一家火磨(米面加工厂)记账,大哥在一白俄家赶马车,不久去苏联打工。赵尚志先给一白俄老板当杂役,后来又到一家首饰店学徒,与二哥做卖面粉、月饼、烧饼的小生意,在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支行道里支行当信差。1925年,大哥从苏联寄回一笔钱,家境好转,十七岁的赵尚志到许公中学读书,先为补习生。他在朝阳县立高小读过三年书,主要是天资聪慧,当年即考入中学。
青年学生敏感、热情,精力充沛,学校又是个新思想流行的地方。赵尚志从小胆大、机敏,善于独立思考,过早的社会底层打磨,又使他比一般同学敏锐、成熟。而这一切迸发出最初的光芒,是在上海“五卅”运动后,迅速席卷各地的反帝爱国风暴中。
6月12日,哈工大、六中、三育、东华等学校代表,集聚普育学校,决定响应哈尔滨市救国后援会的号召,在学生中开展募捐活动,支持上海。赵尚志是许公中学代表,回校被大家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会长兼交际股长。在校园,在街头,在闹市,洪亮的嗓门,奔走的身影,怀揣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世界,热血青年,豪情万丈。
接下来,在声援“五卅”运动中入党的赵尚志,在郭松龄倒戈引发的反奉运动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