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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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孝子”带母亲和妻儿逃往北平匿居。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当科员，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时被逮捕处决。
赵明山老人说：
程斌叛变头一年冬天，年根了，俺们连在抚松县活动。那天下晚，在山沟里找个背风的地场，20来个人拢上3堆火，刚要睡觉，山上哨兵呼哧带喘跑来报告，说有情况。连长喊起队，俺们就抓山上岗了。几里外有个“围子”，乒乒乓乓打枪，肯定是咱的人和敌人打上了，那就得往那儿奔哪。有人说不对，是放炮。仔细听看，是鞭炮声，还有二踢脚。有人就说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呀，寻思一阵子，有人说今个是大年三十呀。
当时连里还有20来斤包米，10来斤黄豆，那可都是金豆子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连长告诉炊事员，都弄它几斤，包米煮了，黄豆炒了，过年。又指挥俺们把火堆拢大点，围坐一圈，说今下晚吃“好嚼裹儿”，大家伙儿“讲古”、唱歌，谁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乐乐呵呵地守夜、过年。
有没有指导员记不准了，可能没有了，牺牲了。有两个团里干部，什么干部不知道，俺们都叫他们“副官”。部队打散了，几个连、团凑一起的。那时这种队伍挺多，连长带着就叫个连，团长带着就叫个团。
鸡叫头遍了，开始抓人，两个副官带着几个人，扯着领子就从火堆旁拽走了。拽走几个。一个6号战士，通化人，比俺小几岁，参加抓人了，后来告诉俺，都弄到下边沟里山坡上“背小树”了。
“背小树”，就是用绳子或榆树条子，把人捆在树上。榆树枝条柔软，不易折断。通常是捆三道，腿上、腰间和脖子。捆好了，把根棍子插到脖子上的绳子或榆树条子里，拧上几圈，那人就没气了。再朝肚子上踹两脚，听到放个屁，那人就算彻底死了。
把那几个人抓走，俺就知道没别的，肯定是叛徒。可证据呢？每天在一块，俺怎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呀？6号战士说，那两个副官看谁坐那儿抱个枪闷头睡觉，脑袋“跌勾跌勾的”（一点一点的），不唱歌，也不“听古”，就是叛徒。有的不唱歌，坐那儿愣神，也是，一指就让抓人。副官说，睡觉的是思想动摇了，愣神的是想家了，想家就可能逃跑，逃跑就可能让敌人抓去，让敌人抓去就可能投降、叛变。
俺听得头发梢子都竖了起来。过年了，你说那人能不想家吗？有的人就那性子，天生不爱热闹，都下半夜了，坐那火堆旁能不犯困吗？俺这人爱唱爱闹，一到那种场合就特别来精神，不然是不是也得“背小树”了？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像笔者刚采访时一样，感到毛骨悚然了：怎么能是这样子呀？——再读几章就能理解、明白了。）
唉，不能说了，反正打程斌叛变就“起叛徒”了。今天说这帮投降了，明天说那伙叛变了，有的是敌人造谣，可那叛徒起得也真邪乎，叫人提心吊胆。那时当干部操心哪，行军、宿营得常查人数，少一个，怎么回事儿？立刻紧张起来。拉屎撒尿也得盯着点，从尿道跑了呢？那人累呀，可能倒那儿、坐那儿睡着了，大冬天你把他忘了，那人可能就交代那儿了。这事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这工夫就不能不往投敌、叛变上想。连程斌那样的大官都叛变了，你敢给谁打保票？光想不行，得立马改变行动计划，重新“甩地点”（事先约定的部队打散了，或分头行动后的集合点），麻溜转移。慢了，敌人可能码着脚踪就撵来了。你“埋溜子”（把脚印埋起来）也不行，日本子有狼狗，会闻味儿。
过去连里搞教育，说想投降当叛徒，日本子也杀你、不留你。这话一点儿不假，桓仁“填大江”死多少人呀？新宾的“兰白线”，胡子头，女的，可有名了，让日本子抓去扔狼狗圈里了。这回连程斌这样的都不杀了，还给个官当，一些人的心眼儿就活动了。
第41章 濛江雪
北进
1936年，为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工农红军的联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1军于6月、11月两次向辽宁西部、热河一带西征。遭日伪军围追堵截，两次西征失利，1军丧了元气。其时，敌人正进行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主要目标是王凤阁的义勇军，使1军得以喘息、恢复。七七事变，通化日军全部调往关内，压力自然相对减轻。而1937年东北抗联的活跃，潜藏着的则是日后更大的危机，因为“集团部落”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活动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待到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程斌等人陆续叛变，南满的危机就陡然爆发了。
前面说了，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可寻机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程斌叛变，这种状态就在相当程度上不存在了，1路军的战略部署也被打乱了。
1937年7月中旬，即第一次老岭会议后仅一个半月左右，南满省委和1路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再一次在辑安县老岭召集会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一次应对从未有过的危重局势的紧急会议，必须快刀斩乱麻。当即决定撤销1军、2军番号，将其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1军2师和3师余部为1方面军，2军6师为2方面军，4师、5师为3方面军，1军教导团和2军教导团、独立旅为总部警卫旅。关于军事部署，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在老岭山区坚持活动外，主力向金川县河里和濛江、桦甸地区转移，并重新划分了各部的游击区域。
会后，即陆续开始了果敢而悲壮的北进。
队伍动，敌人动，后边跟，前边堵，就想捡便宜，在运动中消灭你。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卡住了，部队夜行晓宿，走山道。老天爷、土地爷都是朋友，冻不着，饿不着，带的粮食吃光了，有野菜，包米也灌几成浆了，煮着吃，烧着吃，有敌情就生啃，还解渴。
8月2日上午，杨靖宇、魏拯民率警卫旅和原1军2师一部，进至辑安县八宝沟，刚要宿营，发现敌情。前边庙岭，伪军索旅步骑兵400多人，也是刚到，一个个汗流浃背，都把外衣脱下来挂在树上，清一色的白衬衣，在绿树青山中格外显眼。
旅长叫索景清的这个索旅，军官多是日本人，士兵多为蒙古族，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被日伪当局称做“满洲剿匪之花”。自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从热河调来通化，烧杀抢掠，特别是强奸妇女，老百姓一听索旅来了，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一个多月前，即第一次老岭会议结束不久，索旅气势汹汹来“讨伐”。魏拯民率2军教导团袭击蚊子沟伪警察分所，将索旅1个营引来，杨靖宇率主力在蚊子沟西南的家什房子设伏，十几挺机枪刮风般猛扫，再一个冲锋，将敌几乎全歼，光机抢就缴获7挺。
索旅前方为埋财沟，沟东山坡上一条公路，与通往八宝沟的山路交叉。杨靖宇和魏拯民，将部队埋伏在埋财沟公路旁的山坡上。张网等到下午两点来钟，在急风暴雨般倾泻的弹雨中，埋财沟就成了“满洲剿匪之花”的乱葬场，包括几名日本军官，只旅长带少数人逃脱。
一路战斗不断，10月中旬渡过浑江，来到临江县的外岔沟，准备越过四方顶子奔河里。山黄水瘦，北风一阵冷似一阵。一架飞机在头上转着圈子，机肚子下冒出一股红、一股绿的东西。上军事课讲过敌人施放毒气，有人就喊飞机放毒气了，下来的却是传单，都是劝降的。说什么我们已经布下铜墙铁壁阵，你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归顺是唯一的活路。还说匪首杨靖宇若能归顺，东边道归你管辖。杨靖宇说东边道归了俺，小日本子可就得土豆子搬家——滚子了。大家就乐，说早晚让它滚子。
17日夜在岔沟宿营。第二天清晨，哨兵发现沟口有电筒光晃动，敌人追上来了，战斗随即打响。天亮后，只见四方顶子向东的山梁上，白花花有几十顶帐篷，敌人早就在那等上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激战竟日，未能突围。
富森、中川、李佑、牛天等部日伪军1500多人，已将1路军400多人包围。一路追截，没讨到便宜，这回终于抓住机会。天上飞机侦察，地面收拢包围圈，并从周围地区增调部队，恨不能一口将这个对手吞掉。
程斌和他的降队也出现了，喊话，劝降。北进路上，从敌人战术的变化中，也不难感受到这个叛徒的影子。这一刻，这个日寇的孝子尖声尖气的劝降声格外刺耳，令人眼红，阵地上密集的子弹遂循声射击。少年铁血队的小战士爬上砬子，高呼“打死叛徒”、“给日本子当狗没有好下场”。
入夜，周围山沟、沟口和四方顶子上，一堆堆篝火预示着明天将更加凶险。
连以上干部会上，杨靖宇综合大家意见，认为东南方向火堆少，正南一点儿动静没有，这是敌人的疑兵计。敌人肯定想到我们今晚会突围，根据白天战斗情况，那里应该布有重兵。西北方向山势陡峭，火堆最多，且不断打枪，那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就从那里突围。决定从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司令部紧随突击队，1团、3团随后掩护。
杨靖宇说：鱼死网破，就在今夜。下半夜行动，两个字，一个“猛”，一个“快”。突击队要猛打猛冲，撕开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大部队要快，要跟着突击队一刻不停地往外冲，要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会后马上轻装。
时任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的王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人包围一天，又乍呼半宿，以为没有事了，都躺下睡大觉了。我们突击队摸到敌人跟前，黄政委一摆手，大家散开，手端着刺刀向睡觉的敌人猛扑过去，几分钟之内就捅死了几十个敌人。其余的敌人一边开枪，一边逃跑。我们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追击。敌人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搞乱了营，各自逃命，在阵地上乱窜起来。前头两个排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攻击，扩大突破口。
机关枪连和少年铁血队突击队立即向外突围。大部队也有顺序地冲出包围圈，我们一口气冲出20多里。
程斌叛变，1路军主力北进，堪称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官兵奋勇，指挥得当，北进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1方面军兵力250人，只及警卫旅的一半。这个数字，与两次西征后的1军大体相当，只是处境的艰险并非兵力数量所能体现。“集团部落”的普遍建立，已经预示了抗联的命运。程斌叛变也不仅是1师的瓦解和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的破坏、游击区的丧失，而是意味着有形无形的更大的难以挽救的危机。
已经毋庸置疑的历史是，单凭抗联独立支撑东北抗战，原本就是场无望取胜的战争。
如果说王传圣、赵明山、丛茂山等人，只能从切身经历的非人的衣食住行中理解这一点，而且这一切还需要一些时日的话，那么，像杨靖宇、魏拯民对此是否早已明了了？
无论如何，只有站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什么叫东北抗联，理解杨靖宇、魏拯民这样的大英雄。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1939年10月，日伪当局调集6万余兵力，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省境内，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矛头直指抗联1路军。
早在1908年，满铁地质调查部即对通化大栗子沟一带进行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派出所谓“国防资源调查团”，在东边道各地勘测矿业资源，特别是战争急需的钢铁、煤炭和稀有金属。之后仍是不断调查，结果是一致惊呼：“东边道——满洲的金库！”
1939年7月28日，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占其进口总量的40％左右。大量战略物资没了来源，加上当年日本干旱，电力不足，军工生产仅完成预定计划的80％，东边道这座“金库”的战略价值就愈显突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获取那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1路军的存在，不但使侵略者不得安宁，还直接影响了对这一地区矿业资源的掠夺。于是，尽管关东军刚在诺门罕吃了败仗，还是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开始了又一轮的“大讨伐”。
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两年半后，又恢复常态，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披挂上阵，参战日军为6400人，约占总兵力的1/10。
需要特别交代一笔的，是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直接指挥的10个警察大队，每个大队200至300人，包括程斌在内的10个大队长，原来或抗联，或义勇军，全是叛徒。岸谷重用这帮东西，原因不言自明，而且授权他们可以跨越省境进行跟踪、追击。在这次“大讨伐”中，这帮东西的危害也最大，岸谷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