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农民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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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你可以自己问他。”纳纳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转身对着克鲁，望着他的眼睛。每当我想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盯着对方的眼睛。我一直相信，嘴巴会骗人，但眼睛不会骗人，除非你是演技一流的演员。当一个人撒谎的时候，他的目光是游离不定的，他的目光会逃离你的视线，他不能忍受片刻和你的对视。”
“是真的吗？你的妈妈的爸爸像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样曾经统治过自己的国家？”
“真的！我两岁的时候，妈妈还带我到总统府和外公同住过一段时间呢。”
克鲁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如此地平淡，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或激动，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突然想起阿龙曾经跟我谈起过对纳纳和克鲁的不同印象。阿龙说，宁愿雇用克鲁也不要纳纳，他列举了纳纳最令他头疼的七宗“罪”：迟到大王，谎话连篇，贪得无厌，言而无信，能力有限，关系不广，办事拖拉。如果不是他能说一口还算听得明白的汉语，他真是一文不值。提起克鲁，阿龙那拉下的脸马上变得阳光普照，春暖花开，说：“克鲁不像纳纳，克鲁不贪，不撒谎，不迟到，不斤斤计较，说到做到，能力远在纳纳之上，除了吸大麻，克鲁没有哪一点不比纳纳好。”想想阿龙说的也不算夸张，每天我都像跟屁虫一样步步紧跟，谁靠谱谁不靠谱我还是感觉得出来的。
也许克鲁为人处事的与众不同和他的血统真有什么关系？
“你的外公是如何上台的？”我知道加纳的总统在民选以前全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兵变。”克鲁回答。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你外公现在在哪？”我好奇地问。我已经完全相信他。
“死了。是被后来推翻他的军人处死的。”克鲁一点都不难过，他说，他对外公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到总统府住过的事实也是他妈妈私底下透露给他听的。
“那你的妈妈呢？”
“流亡国外，现住在英国。”
“你跟妈妈还有联系吗？”
“昨天妈妈还给我来电话。我还提到了安迪，我的中国朋友。”克鲁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邻家兄弟，他的名字也叫安迪。
我说：“加纳出了个联合国秘书长名叫安南，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我还跟他吃过饭。”
“什么时候？”又有点意外，心想他不会说是前天吧？
“前两年吧。那一年，安南回国协助政府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把所有历任总统的后裔们都邀请回国，由现任总统出面宴请了我们。”
“那你就是一个和总统吃过饭的加纳人了。”
“是的。那一餐，我和总统，还有安南，坐在同一张饭桌上。”说得如此随意，像是和我吃饭这么容易。
克鲁还告诉我，他的外公被处死之后，被埋在一个大大的坟墓里，和他躺在一起的还有十几个同一批被处决的政府要人。现任政府决定，把他外公和所有其他政府要人的尸骨重新挖出安放，举行国葬。当坟墓被打开，一具具尸骨暴露在众人的面前，他的母亲第一个冲上前去，伸手指着其中的一具遗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那是我爸爸！”
后来，每一次开车路过阿克拉市中心的某一个十字路口，克鲁都会指着一块大大的广告牌大声地对我说：“Andy，看哪，那是我外公！”
透过车窗往外看，加纳历届总统的头相在我的眼前一一闪过，其中有一个头戴军帽，身穿军服，威武雄壮的军官，好像也在注视着我们，仿佛看到在阿龙和我所乘做的这辆破旧的车里，有一个拥有他血统的后裔，那就是给我们开车的加纳兄弟，那个离不开大麻的黑小伙克鲁。
第16章 克鲁吸毒
克鲁吸大麻，我对此一无所知。当阿龙悄悄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时候，我着实吓了一大跳。在我的心目中，吸毒总是和颓废联系在一起。他一点都不颓废！他不仅不颓废，而且还很阳光。他就像早晨的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他讨人喜欢的地方真是太多了！首先是他那双长在黑色底板上的像电灯泡一样明亮的眼睛，让我想起顾城那一句要命的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克鲁听你说话的时候，专注看着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善意。他的脸蛋像刀刻一样的棱角分明，又长又瘦。
他那薄薄的紧闭的嘴唇和邻家兄弟安迪那厚厚的永远都是外翻的嘴唇相比，真不像是纯种的黑人的后代。当他张嘴说话的时候，那副白如雪的牙齿让我的自信心严重受挫，就算天天用石灰水漱口，也很难达到那样的纯白。每一次我们在夜间同行，我总是时不时地瞥一眼克鲁这张生动的脸，那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配上一张弯弯的亮亮的嘴，恰如双星伴月，交相辉映，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飘到了他的脸上。
克鲁不仅有一张长得像古天乐一样的明星脸，他还有一颗善解人意的菩萨心。阿龙在加纳奔来跑去，没有一天不是克鲁开的车，克鲁干的活不比纳纳少，要求却没有纳纳多。我从来没见他提过什么让阿龙为难的要求，不像纳纳，干多少活就要拿多少钱。所到之处都有人问你要钱要物，常常令阿龙哭笑不得。
我在阿克拉认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直接找他。当我打通他的电话的时候，他不说我到宾馆来看看你吧，他说我接你到我办公室里来谈谈吧。我以为他会把车直接开到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他把车开到加油站，把车灌得满满的然后等着你去付钱，还没有付出就先有收获。克鲁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啊！
克鲁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他对lang费粮食的切身痛恨。有一天我身体不舒服，没有什么好味口，点了一份蛋炒饭，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老板阿龙亲切地表示，吃不下就别吃，lang费就lang费吧，不就三十来块钱人民币嘛？
克鲁说，我来吃吧。克鲁早就吃得饱饱的，哪里还吃得下那么多？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说，那我带回去给纳利吃吧。打那以后，我不再随便点单，特别有克鲁在场的时候，我更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点多了被他逼着吃不完兜着走。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把他和毒品联系在一起，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单刀直入地问他：
“为什么要吸毒？”
克鲁回答：“我只吸大麻，大麻不是毒品。”
“大麻不是毒品是什么？”
“是烟，是浓浓的烟！”
“给我看一看。”他递过来一支像雪茄一样粗大的咖啡色的自卷烟。
“你可以试一试。”
“不！”我摇了摇头，心想你想拉我下水啊！
这时，阿龙叫我留意一下克鲁的脸色。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脸色。有什么好看的？反正是黑乎乎的一大片。我看看克鲁，再看看纳纳，我还是看出了纳纳运动型男人那健康的皮肤，光滑而有弹性，而克鲁的皮肤像是失去弹簧的床，明显地松弛下来了。再看他的眼睛，似乎也不是那么明亮了。
“我上一趟卫生间。”克鲁对金矿老板阿龙说。
“你知道克鲁上卫生间干嘛吗？”阿龙这样问我，实际上答案已经在问话里了。
一刻钟的光景，克鲁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像吃饱饭的战士，又像加满油的灯。
“走，到库马西去！”库马西是加纳的第二大城市，离首都阿克拉有四五百公里，是有钱人聚居的地方，阿龙决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夜晚，因为阿克拉有好消息传来，阿龙决定连夜启程返航。
汽车开到半路，克鲁毒瘾发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到哪里去购买大麻？克鲁说：“我不能开车了，我看不清前方的路。”
“我来开！”纳纳接过方向盘，车子东倒西歪地继续前行。
当车子开进阿克拉的市区，纳纳转过身来对我们说：“算我们命大！这是我第一次跑长途。”
窗外电闪雷鸣，纳纳趴在方向盘上庆祝胜利，阿龙和我坐在后排吓得面如土色，克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耷拉着脑袋，像一个泄气的皮球，软得像绵花一样，睡着了。
第17章 人情世故
我被当作白人还是头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克鲁说，白人在加纳人的心目中等于是有钱人。这让我想起那些满大街与老外牵手的中国女人，误把洋人都当成了富人。我和老板阿龙走在阿克拉的街道上，经常听到有人“master！master！”地叫，阿龙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叫你主人呢，就像百年前国人常说的“大人请安”的意思。没想到在国内无论多努力都很难当家做主，无论年纪多大都很少有人把你当“大人”，而到了加纳，不费吹灰之力就荣升大人了，不禁飘飘欲仙，神魂颠倒。
后来的经历证明，原来在加纳当大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将之归纳为过三关。首先是警察关。有一次行在路上，车子被警察拦住了，阿龙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克鲁警告说，千万别把头伸出窗外看热闹，只要不让警察看到车上有白人就没事。阿龙和我像两个心虚的偷渡客，大气都不敢出。没想到警察不吃克鲁那一套，我看到一名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男人往车子的方向走过来。到了车子旁边，我看见了他腰间别的手枪手里持的警棍。
然后，我又看见一张黑不溜秋的脸和车窗亲密接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最后，我看见两只圆滚圆滚的手臂，大摇大摆地游离而去。克鲁回来时，冲着车里的我喊到：“Andy，你出来。给他七万塞地吧。”七万塞地等于七十块人民币，不算贵。我望了阿龙一眼，阿龙说：“给他吧，这个黑鬼！”
我走下车子，战战兢兢来到“黑鬼”面前，从厚厚一打塞地中取出7张递给他，没想到警察不收，他盯着我手里厚厚的塞地，贼眼一转，说：“我改变主意了！十万！”我急于要摆脱困境，没有回头请示老板，自作主张地又递了三张给这个无赖。事后克鲁说：“我开着这辆无牌照的车到处转，从来没有被罚过，今天的麻烦都是你们的肤色惹的祸。”
第二关是饭桌关。有一次，阿龙请经营金矿买卖的公司老板吃饭，老板带了五六个随从。那餐饭实在是难吃，不是酒店的饭菜不好，而是那老板牛高马大，满脸横肉，一身的狐臭味，一见面就一把抱住阿龙和我，一边一人把我们提到空中，还转了两圈。这个见面礼实在是太重，让人受不了。
阿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还沉得住气。待到客人坐定，把菜单递给大家，请各自点了各自的最爱，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阿龙吃得很少，一面抽着烟一面给各位上汤，服务真是周到。看得出客人吃得满意，阿龙也难得这么开心，开始和他们谈起买卖黄金的事情来。谈到尾声，阿龙手一挥，嘴一张：“买单！”酒店的老板应声而来。
这老板是个中国人，他用汉语对阿龙说，一共50万塞地。阿龙说不对，再怎么数台面上的空盘子也没有那么多。酒店老板说：“打包的还没有算呢。”“打包？谁打包？”阿龙问。正说着，服务员上来，手里提着几个装着盒饭的塑料袋，分别送到了这帮吃完了还要兜着走的加纳白领手中。
第三关是面子关。十四岁的时候，我从乡下到首府配镜，在友谊商店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导我一直跟进他们，像一只跟屁虫。
我们混到黑人的队伍里，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不会遭受歧视和白眼，没想到这里是走两个极端，城里的平民称我们为大人，乡里的老百姓不把我们当人，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们，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慢慢地由一个孩子变成一群孩子，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傻傻地看着，正好是动物圆里看猴子的距离。
有一次我坐在车里，我看见车子旁边有一位头上顶着一大筐面包沿街叫卖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惊叹加纳劳动人民那顶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烧的柴，用的锅，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这些满大街头顶东西的妇女儿童，个个像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没见有谁失手掉过东西。我发誓，在我离开加纳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东西，现在终于看到，不禁得意起来，心想，马都有失前蹄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后来，克鲁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掉东西吗？”
“为什么？”我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