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孽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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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到山中开始，朱慈悲就开始跟着师傅学史，师傅讲的史和皇宫中的老师讲的不一样，师傅讲的历史是造反的历史，是天下英雄逐鹿中原的历史，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历史，慈悲认为师傅是个对所有皇帝都有偏见的人，特别是本朝皇帝，正德，万历这些在朱慈悲心中有作为的皇帝都被师傅骂的狗血喷头，连朱元璋朱棣这文治武功赫赫的开国皇帝都被师傅逐件事逐件事的臭骂，在师傅心中，没有好皇帝，相对好些的，是因为当时英雄辈出，在英雄们的监督制约引导下，就少犯错误，就成了一代圣主。
而那些高高在上，生下来就是皇帝的，只知道宣扬忠君爱国，权力从天上掉下来的，都不知道体恤百姓，都在阿谀奉承中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于是嫉贤妒能，压制贤才，天下遂无英雄，（想到这里，朱慈悲想到吴三桂这汉奸的儿子就叫吴应熊，不知道这汉奸和师傅有没有师承的关系，难道是反贼之见略同？朱慈悲窃笑）于是百姓受到荼毒，天下为之纷乱。
怀疑师傅的理由其实在锦衣卫来说是很充分的，比如在天下读书人都在痛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师傅却没有骂吴三桂，反而说吴三桂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师傅说：读书人在丢失辽东时不骂，在登州兵变时不骂，在长城被破时不骂，在山东河北山西被掳掠时不骂，骂一个报家仇的总兵官，实在不公平。
北京城破，吴三桂失去火药和装备补给，在山海关就是等死，与其被李闯灭，不如借兵灭李闯，否则他完了，山海关还是要丢，凭李闯的大刀长矛和满清的铁马强弓比起来没有任何悬念，何况满清还有登州叛军的炮队，已不再是只会野战的夷蛮……。
两害相权，没有理由让十万关宁铁骑自取灭亡。骂吴三桂是汉奸最起劲的那些，倒是号称忠于皇上，可是这些忠臣能挽救大明江山吗？这些软骨头奴才是最快向满清鞑子磕头拜倒的，因为他们从小所学的职业就是当奴才。（果不其然，吴三桂最后反清时，天下响应者寥寥，而攻击唾骂者却如风起云涌，远比当初投降时为多，这也是奴才文化的一大特色，开始骂吴三桂汉奸投降是要担风险的，这时再骂则安全多了，骂好了，估计还有奖赏。）
师傅自师祖和师叔被满清杀害后，也情绪着实消沉了很久，也一度想和朱慈悲远走海外，师傅对航海也很有研究，自成祖朱棣晚年，明朝开始禁海，于是沿海做远洋贸易的商贩，都变成了走私，走私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开始武装走私，因为沿海人身材比较矮小，所以明朝就称这些人为倭寇，事实上东海确实有倭人，但倭人实在是很野蛮落后，根本不会造船，更是不会航海，被朝廷称为倭寇的大都是沿海武装走私的海船，倭人国也有使者来中国，在人多的时候就装出使者的架势，官员就要招待，没人的地方就抢劫，被抓住了就说是自己是使者，拿出国书来当挡箭牌，但是这种无赖很少，大规模的走私商里的倭人都是擦甲板的贱役，只配当杂工；师傅说倭人有一个传统，就是来远方客人后，就以主人的妻妾女儿伺寝，还以此为荣，改良人种；客人不接受就是不给主人面子，有的竟然一生气就把自己妻妾女儿杀掉泄愤；这样的野蛮人朱慈悲也很可怜。
但说到海禁朱慈悲还是有些不以为然，从北京跑出来跑到这边山里最少也要五天，据师傅说这里还是在中华心腹地带，再朝西快马跑半个月才到西域，西域再走三个月才出中国，中华如此博大，非要出海干什么？
大明孽子 第五章人伦大道1
第五章人伦大道王余佑走在双峰山的路上，背着重重的行囊，三年了，他也从当初那个快意恩仇的毒牙蜕变了，变得沉稳，谦和，从外表上，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当初锦衣卫视人命如草芥的毒牙，从他接受了崇祯的嘱托，带着朱慈悲从密道里逃出皇宫，就命运乖舛，一次次地失败，逃亡，厮杀，忍辱负重，多少次生离死别，父亲兄长，不知名的战友离他而去……。
但他永不后悔自己背上这个沉重的责任，相反，他觉得很光荣，很神圣，历史在由我书写，也许自己天生就不是安分的命，或者仗义行侠挑衅权贵，或者潜伏在锦衣卫意图复仇，或者也许明天被重兵围困，枭首闹市……，但他觉得很充实，很有挑战性，这才是汉子的人生，活着就要活得和自己不在不一样，要是这世界因为我而精彩，我难道不该自豪吗？
那天他夹上朱慈悲根本没回锦衣卫的住所，那里也没啥可留恋的东西，他也从没有积蓄什么私财，锦衣卫的人也都看不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他甚至没去看看他的“发小”王世德，估计王世德已经逃到天津锦衣卫卫所了，整个朝廷上下，其实早就预感到必然要亡了，很多人都留着后路，甚至一些人早就把家小送到湖南，福建，高丽，倭国，安南，苏禄，婆罗洲，王世德好像也曾问过他想去哪里逃难，他当时还想去上城墙守城，王世德说：别傻了，守什么城，城墙上还有人吗？都是一些没饭吃的灾民为了混口饭吃，拿着刀枪到城上充数，连箭都不会放，弓都拉不开，这号称最忠于皇帝的锦衣卫里，现在还有几人？嘴上说为了皇上不惜肝脑涂地，实际上恨不得抓了皇帝出城求赏，少数几个忠君的能干什么事？立啥功劳？袁崇焕有没有功劳，干掉了努尔哈赤，结果如何？被凌迟了，守城靠谁？靠东厂的太监，还是靠那些谏官，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估计他们守城不行，卖城倒是会很痛快。王世德说完就走了，他其实也是忠君爱国的，但是他知道现在国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个人已是无力回天。后来在他老年还为崇祯写过一本书，专门为崇祯辩护，赞美崇祯的勤政简朴等美德，回击当时势利文人攻击前明朝政。
不是吗，满清已经五破长城，中原大地已经满目疮痍，次次被劫掠一空，崇祯早就该自杀以谢天下百姓，现在等李闯破城再自杀，死的就不值了，君王死社稷，你的江山社稷早就被任人践踏，长城边防形同虚设，军队是做什么的，保家卫国，对啊，怎么保家，如何卫国？不是靡耗薪饷，要靠消灭敌人，要靠主动出击，敌人敢来侵犯，要教它有来无回，要叫他付出代价，坐视着敌人一次次在自己境内掳掠，一次次满载而归，百姓无辜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不造反干什么？而君王情何以堪，那些将领情何以堪？那些无动于衷的锦衣玉食者都该死！！！
勿怪崇祯仇视这些忠臣，现在说忠于皇上才叫忠臣，这简直是放屁，忠是什么，忠则尽命，要竭尽全力，如何竭尽全力？首先厂卫就不许你爱国，不许你保卫国家，连拥有武器都不行，文臣不尽力来为民请命，倒是魏忠贤有一帮数不清的干儿子，什么五彪十虎十狗四十孙，他们爱的是权势，是钱，没有一丝廉耻，而这始作俑者又是谁？是这个厂卫制度，是皇帝不信任大臣只信任厂卫，豢养奴才，压制忠直勇武，你阉割了忠直勇武精神，怎么会有名副其实的忠臣。
（晚明史上，大小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官僚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
“生祠”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天启六年（1626年），这个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僚在奏疏中说，魏忠贤心思勤奋，体谅国家，由于他的德政，浙江延续百年的陋习积弊完全消除，人民“莫不途歌巷舞”，一致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这当然是魏忠贤求之不得的大礼，于是体现魏忠贤意志的“圣旨”这样写道：接受民众的请求，批准地方政府为他营造生祠。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应天巡抚毛一鹭把生祠建在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一口气建造7处生祠，宣大总督张朴在宣府、大同建造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五台山建造生祠。魏忠贤的生祠还蔓延到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造到了卢沟桥边上，京城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外，有些无耻官僚还把生祠造到了皇帝祖坟边。短短一年，魏忠贤生祠一共建了40处。
那些阿谀奉承之徒，把魏忠贤吹捧成比天还高的神人，顶礼膜拜，称在魏忠贤面前连干儿义子都挨不上，居然以干孙子自居，对他行五拜三叩头礼，口中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摘编自《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魏忠贤被处决了，但是崇祯仅仅是挖掉了表面能看到的毒瘤露头，其实这个毒瘤已经遍布大明王朝全部身体，王余佑深深知道，很多人进锦衣卫时重礼相贿，还不是为了进入锦衣卫能升官发财，即使不能升官发财，也要把本钱捞回来吧？从谁身上捞，只有从无辜百姓身上捞，贪污百万的官吏大有人在，而这些大官吏手下的小官吏要贪多少才能给上级送够本钱，他们本身又要贪多少？层层盘剥，厂卫收百两的好处，那百姓就要付出万两的血汗……。
大明王朝这颗大树倒了，这些蛀虫还没死，如冯铨之流他们继续在进入清朝官场，在继续上演鲸吞蚕食民脂民膏的丑剧，百姓还在继续受苦，继续被盘剥，最可恨可气的是，满清是乐于让手下的汉官有明显的缺陷，（比如后来的施琅的儿子施不全，十处身体残疾，简直就是个怪胎，可是大清朝好像就是拿他当幌子广告，重用这种残疾人如前朝重用太监直到后来的曾蟒蛇，刘罗锅，纪大烟袋，张猴子，李仙鹤，……），拼命打击压制中华民族的勇武精神，麻醉奴化百姓，用这种变态的精神阉割手段来维护统治早晚要自食其果，（三百年后，满清没能保住自己子孙延续勇武精神，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宣扬阉割赞美奴才的环境里，最后把自己子孙也堕入酱缸泥潭，在外来侵略面前，如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这些百姓已经麻木得令人发指，只要官吏让他活着，什么屈辱都能受，什么事都能做，你想和他说让他反抗，他甚至可能勇于将你擒拿下送官，以换取一点赏银，悲哀呀，悲哀。
（清军入关后，特别是占领北京、南京后，自顺治元年至三年间大批故明官员纷纷降清，以各种形式效力新朝，众所周知如宋权、骆养性、冯铨、柳寅东、曹溶、谢升、王鳌永、金之俊、李若琳、孙之獬、钱谦益、陈名夏、陈之遴、龚鼎孳等等。这些故明降官或沿袭旧怨，或攀援满人，或因争宠新朝等诸多因素，在降清后仍继续因循明末党争旧径。清初朝中也常常发生汉官党争现象。顺治二年，多尔衮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颇有感触地说：“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羽，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任意交章，烦渎主听，使其主眩惑，用人行政，颠倒混淆，以致寇起民离，祸乱莫救，颠辙在前，后人炯鉴。”说明清初统治者对明末党争的危害是清楚的，并有所警觉。
冯铨在明朝天启年间追随魏忠贤，为阉党骨干，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初年，因涉阉党，论杖徒，赎为民。清军占领北京不久，多尔衮即书征冯铨至京，冯铨闻命即至。顺治二年二月，清廷定部院官制，授冯铨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八月，御史吴达、李森先、王守履、桑云和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租、杜立德等群起参劾大学士冯铨并词连李若琳、孙之獬。御史吴达上疏言道：“冯铨为逆党魏忠贤干儿，故习不移……平日揽权纳贿。”且“纵子往来贵要，招摇纳贿又可知。请罢黜，以肃政本”。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租、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孚槐等，亦交章参劾冯铨揽权纳贿。御史李森先又上疏大呼“奸相冯铨误国……招摇纳贿”，并援引明末阉党事例，谈及魏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于铨一人，此通国共知者”，坚决反对清朝再重用冯铨，应“戮之于市”。多尔衮遂召集廷臣及科道各官，令刑部当面质问。刑部认为科道官员所劾不实，应反坐。给事中龚鼎孳现场指责冯铨为“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冯铨亦斥责龚鼎孳曾降流贼李自成。多尔衮面对这场风波非常恼火，说道：“明季诸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