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孽子-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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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比比皆然”＇21＇顺治八年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形容山西：“田地榛芜，生齿雕耗，……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横亩皆焦，……村尽逃亡之屋”＇22＇。顺治八年（1651年），江西省巡抚夏一鹗称：“膏腴上亩，土结水枯，极目秋原，草深数尺＇23＇”＇22＇。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提到：“鞑靼（按：指满洲军）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按：指汉人）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与内地的凋敝萧瑟相比，海边还是比较繁华，走在海边大堤上，朱慈悲告诉小二冬，原来师父王余佑给他讲大海的浩瀚，海洋的辽阔，他还很不以为然，现在亲眼看看大海，才知道自己多么渺小可笑，原以为到海边就到吕四了，哪里知道还有千里之遥，看着这浩瀚大海才知道三宝太监的伟大，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
清初海边的渔民还受满清荼毒不深，还没有海禁，所以一些内地的反清义士纷纷“道不行乘浮槎于海”而现在的阎尔梅也正在积极地联络明朝义民之中，可惜这些朱慈悲都不知道，朱慈悲本来以为几天的路程也就变成了十几天，终于到吕四的时候，朱慈悲找不到窦志忠的人马，小二冬在船家们之间跑来跑去好几天，也没有任何消息，可是找到一个叫阎思源的人，是阎尔梅的近族侄子，他刚刚去松江联络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回来听说吕四也有反清志士，可是来了也没有找到，天天在码头收鱼获的脚行前游荡，看到小二冬见人就问，于是他跟着二冬回来，朱慈悲发现他跟踪二冬，悄悄绕到阎思源身后，突然抓住其胳膊，掐其虎口攥其腋下，踢阎思源的膝窝，结结实实地擒拿住，阎思源则也不是完全信任他，朱慈悲带阎思源到一个僻静地方，阎思源一开始只是要求朱慈悲说找人做什么，是不是赤脚张三手下，朱慈悲报名张之瑜，河北义士，说投奔赤脚张三不遇，阎思源就告诉他们，赤脚张三带领全部人马开始去了舟山，后来去厦门投奔郑成功去了。因为现在广东还是海禁，不知道能不能蔓延到这里，假如要是在这里上船，不如回去跟阎尔梅联络，共举大事。
慈悲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相信阎思源，阎思源才告诉朱慈悲，他还有一个兄弟叫张尧中，在码头的旅馆等他，假如阎思源6个时辰不回旅店，张尧中就自己回榆园告诉阎尔梅阎思源出事了。
没找到窦志忠，但找到了阎尔梅的人，也是一大收获，朱慈悲把物资在当地的一个店铺里寄放，请张尧中在此再寻访半月，找不到窦志忠就自己把这些东西处理掉。自己带二冬去榆园找阎尔梅。
阎尔梅的基地在一片榆园，在这个水旱频发之地，榆树一年四季都能为人提供粮食，春天的榆钱，夏天的榆叶，秋天的冬天的榆皮面，这次出来，傅青主特意告诉慈悲多吃些榆皮面食补，这东西疏风利尿安眠，不知不觉出来一个月了，慈悲有些想家了。
是不是自己复仇的心淡了，而恋家图安逸的情重了？慈悲不知道，回去问问师傅吧，因为傅青主刻意要他淡忘仇恨，使心情变平和，因为心火最耗肾水，养生之道是和天下之道冲突吗？原本以为自己对人身的了解是得道了，在傅青主面前，朱慈悲才知道自己的幼稚无知，面对阎尔梅，他又感到一种渺小，这个古古山人，比师父五公山人要严肃得多，衣着十分讲究，礼仪十分讲究，言谈举止都是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得体，史可法为什么不能用此人，估计是感到了压力，朱慈悲也感到在他面前有些压力，以前对古古山人的传闻，在他面前看到的古古山人真的可以做一代师表，和师傅王余佑完全是两种人，可就是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的人，都是那么对中华道统执着热爱，师傅亲身奔波，古古山人以他的影响也是在积极筹划，还有一个惊讶就是古古山人与傅青主师叔也很交好，傅青主师叔交游广阔，朱慈悲知道，他们都不是那种忠于哪个人的英豪，都是那种追随道义百死无悔的英烈，灵光一闪，朱慈悲以为自己窥到了天道的影子，对真正的君王，要顺应天道，带领大家追随天道，只有这些英豪们在一起才是战无不胜的队伍，那些靠虚幻的皇权至高，虚伪的忠心孝悌来维系的团体，在这样追寻天道的团体面前，无疑是土鸡瓦狗而已。
明朝有辽阔的疆土，有勤劳的人民，有像孙承宗，王余佑，阎尔梅，万寿祺，阎应元，高梦尾等等这些数不胜数的有名无名的英雄豪杰，为什么就亡了呢？为什么汉人就没有像多尔衮，多铎，这样的赫赫战功？我们读的圣贤之书为何在夷蛮面前如此无用？
国家养了那么多锦衣卫，有多少锦衣卫在疆场立下功勋？
国家养了那么多官员，可是多少城池不战而降？
国家军队，竟然投降超过绝大多数，这就要反思自己了，不是敌人太强大，是我们自己已经垮了。
魏忠贤一个宦官，竟能在全国上下那么多人为他建生祠，这些官员学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这么多国人的脊梁和热血哪里去了？
应当反思的首先是皇帝，为什么宠信宦官，不相信大臣，为什么父皇崇祯到如此危局之下，还要监军，还要频繁更换官员，为什么要文人领兵？难道书读好了就会打仗了吗？太祖朱元璋的将领都是起于行伍，都是百战沙场，为什么要杀掉这些英雄功臣？为什么大明再无常遇春徐达沐英这样的英雄功臣？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海军？
我认为从太祖朱元璋开始选择程朱之道来做科举的标准答案开始，明朝就在求稳定，为苟安，阉割血性，扼杀勇武。所以成祖朱棣能夺帝成功，完全是建文帝手下已经无将可用，全是一帮背标准答案的听话地乖孩子，你叫他去干破格的事，去斗机诈比凶狠，去杀人放火，他干得了吗？成祖朱棣得帝后，初期还能建功立业，后来也是禁海重儒，亲信宦官，放纵厂卫，天下是稳定了，可是也腐朽了。僵化了，不再能生机勃勃，不再能再繁荣兴旺，上上下下都是忠臣，都为皇帝着想，可是皇帝是干什么的？是开天辟地，造福百姓的，这不是颠倒过来了吗？对！这就是本末倒置，百姓是天下之本，皇帝和百官都是为百姓服务的，现在颠倒了，百姓服务官员，官员服务皇帝，这样根本都在皇帝身上，这独根如何能营养天下百姓？皇帝为何得天下？是皇帝为百官为天下英雄创造开辟了用武的天地，铲不平，诛无道，而百官则是用身体力行来教化人民，服务人民，立功于人民，这是兴旺之道；而相反，百姓供养贪腐强横的官员，官员逢迎皇帝穷奢极欲及其亲信走狗以求升迁，这就是败亡之道。
欲复兴中华，必须深刻反思灭亡的教训，必须直面曾经的可悲与可笑，绝不能讳疾忌医，绝不能为尊者讳，绝不能让奴才得势欺压英雄豪杰，绝不能自我阉割，自毁长城，皇帝苦一些，难一些，天下就安稳一些，老百姓就幸福一些，皇家争位的激烈其实对于百姓的生活是一种和谐，假如皇帝和谐到一个傻瓜，一个木匠，一个混蛋都能安然当皇帝的时候，老百姓就苦了，天下就完了，这就是明朝历史的惨痛教训。
大明孽子 二十九章海禁误国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时期，海洋贸易体系主要通过朝贡和官办的方式进行。同时《明史》里记载说：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明史纪事本末》也提到：张士城、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明律》）。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大祖实录》卷231）。“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卷183）。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永乐以后，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明中叶倭寇活动剧烈，嘉靖元年（1522），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以断绝倭寇的补给。凡违禁的沿海官民，必依法处以极刑。随着明军剿灭倭寇，隆庆初年，朝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开放海禁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海禁的开放也采取了管理措施，不再是过去无序原始的形态，这表现在每位出海贸易者都须经海防同知批准，领取政府颁发的“引票”，到指定地区贸易，并在规定的期限回港。对前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另外处于军事技术和民用科技保护考虑，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有所限制，凡是泄露中国军用民用工艺和技术的一律禁止。但这类规定仍在某些方面束缚着海外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倍宗设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