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之世-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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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誉率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干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资料
春秋末期，楚国亦不失为一大强国：就其疆域而言，占有今河南、安徽南部，湖北、湖南大部，其他诸侯强国无与伦比；就其军事实力来说，可同当时的强国——晋国共霸中原，更非其他各国所能为之。然而如此强大之国居然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吴国给灭掉了，实在是令人费解。要知道，对于楚国，即使是当时同样强大的晋国和秦国也不敢觊觎什么，更不奢望败楚。吴国为什么要剑指楚国？并且凭什么有信心能使楚国一败涂地直至亡国？这就要从一位名将说起——
悲惨命运策划者——费无忌
楚平王执政时，任命大臣费无忌为世子建的少傅（协助太傅辅导世子的官员），伍奢（伍子胥之父）为世子建的太傅。世子建对他的少傅并不感兴趣，并与其一向不和，而对太傅伍奢崇敬有加。费无忌心生妒忌，又恐日后世子建被拥立为王后对自己不利，于是便常在楚平王面前诬陷世子，想方设法来离间其父子，但总未奏效。
后来，费无忌采取了以美人计配合的连环计，终使楚平王杀掉了世子建。《左传？昭公十九年》、《史记？伍子胥列传》等都多处记载了费无忌谗害世子建的三步计策。
第一步，聘女于秦，唆父娶媳。楚平王欲给世子建定亲，费无忌受命赴秦国聘定秦女嬴氏。他见嬴氏貌美异常，回国后竭力夸赞秦女嬴氏的美貌，唆使平王自己娶之，却为世子另外聘女成亲。
第二步，托言守边，调离世子。楚平王娶媳之后，费无忌对平王说：“楚国偏居南方，远离中原，难与晋国争夺诸侯，不如扩筑城父（在今河南平顶山，一说在今河南宝丰，一说在河南襄城），让世子镇守北界，可以逐步争夺天下。”平王听了，非常赞同，遂让世子建离开郢城（今湖北江陵西北），去城父防守。
第三步，牵动连环，谗害世子。世子建去城父一年之后，费无忌对平王说：“世子建与其太傅伍奢要据城反叛了。”平王不大相信，问道：“他已做了我的世子，以后楚国就是他的了，他还有什么可求的？”费无忌回答说：“世子为娶妻的事怨恨君王。他独自领兵在外，结交诸侯，不久就会出兵进攻郢都。若不制裁，日后将后悔无及。”平王遂信以为真，召伍奢回郢城，欲加罪杀之。世子建事先得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
费无忌深知伍奢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字子胥）相当了得，不杀他们，恐日后为患。在费无忌的唆使下，楚平王一面派人去追杀世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后，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
伍尚临走前对弟弟伍子胥说：“我的才能远不及你，你可以逃走，日后可以替父亲报仇，以尽孝心。”楚平王见伍子胥未至，就派武城黑率精兵追杀。自此，伍子胥便开始了他一生传奇而又悲惨的逃难历程。
传奇的逃难历程——一夜白了头
伍子胥生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当得知楚平王派兵来捕，便知父兄终不能幸免。如何是好？还是尽快逃命。但逃跑免不了要拖家带口，可如此将托累行程，不利于逃脱；如若不带，自己的妻子家人定会惨遭楚兵毒手。奈何？伍子胥的烦恼被妻子所识破：“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肝，何暇为妇人计耶？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妻子说罢竟进里屋自缢而死。伍子胥为此大哭一场，把妻子草草掩埋，收拾好行李就匆匆离去。不足半日，楚兵即至。
据说，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曾对楚王说：“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后来果如其言。
伍子胥听说世子建逃至宋国就奔宋而去，并找到了世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世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可是郑国国君郑定公没有同意。世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结果被郑定公杀了。随后伍子胥不得不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令人画了伍子胥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