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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9章

东唐再续-第2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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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李曜以医学门外汉的角度来看,觉得还有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发展,就是医学知识的传承,由之前的基本上依靠家族内部世代相传,发展为以公开发表的医学著述和公开xìng的医学教习为主。从这两方面重大发展来看,所谓女医教育,应该也是在隋唐年间才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唐代的创设,是医学教育走向具体化和完善化过程中的产物。
  再次问过王笉之后,李曜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唐代医学教育较隋朝更为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体现,一是教习和考校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二是课程分科的发展。唐代太医署医学教育设有医、针、按摩、咒禁四个分科。另有药园生的培养,其教习似乎不在太医署而是在京城及各地的药园中进行。再就是女医的培养,“女医”条规定女医要“别所安置”,即不和太医署医学生安置在一处。而“别所”又是何处?王笉告诉李曜,朝廷的办法是“尚药局侧,造别院安置也。”也就是在尚药局旁边造别院安置。她同时告诉李曜,除此之外,另外还要分派四个宦官,对她们严格看守。
  李曜这才知道,唐朝虽然有女医教育,但却是在一种相当封闭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的。从这两点来看,女医教育培养的人才应是主要供给后宫驱使。因为,其一,她们就学地点很可能是在内廷机构尚药局旁边;其二、正因为她们业成后要直接面对后宫嫔妃提供服务,属于皇室成员的贴身仆从,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知悉一些宫中内幕,才要对她们严加看管。
  这些女医,取自“官户婢”。李曜知道,唐代从身份上将民众分为良人和贱人,属于官府的贱人称官贱人,官奴婢、官户、杂户,构成唐代官贱人的三个阶层,其中官奴婢身份最低,官户稍高。此处所说“官户婢”,则是官户和官奴婢两个阶层中女xìng的省称。
  另外,唐代的官奴婢,“凡初配没有伎艺者,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其余杂伎则择诸司之户教充。”在古代,医术属于“杂伎”,所以女医是从配于诸司的有伎艺的官婢中选取。若官婢取用不足,就要扩大从官户女xìng中选取。最终取足五十人,按照后世的说法,这就是招满一届了。
  从“官户婢”中选取女医时,还要依据三个标准:第一,年龄上要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比起太医署学生和药园生来说,年龄略偏大。唐代药园生取人是十六到二十岁之间,太医署学生取人也是这个年龄段。但李曜估计,这些女医因为主要学习生产生育的知识,因此就要求最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生理上成熟的女xìng。这是二十岁以上的女xìng所能满足的条件。
  其次要求是未婚嫁、或者即使婚嫁也不曾生育的女xìng。这个事情李曜知道原因,在唐代以前,女xìng担任助产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很重要,这样,婚嫁生育过的女xìng就比未曾生育的女xìng更占优势。但唐代的女医教育,主要为后宫需求而设,也就是说,一旦被选为女医,就意味着将专属于后宫驱使,而且极可能将终身服务于后宫之中,直至老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命运近似于宫女,而宫女都是没有家室的。与之相类,女医也最好是没有家室的女xìng,即使有丈夫,至少也要没有子女才好。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在汉唐时期,女xìng生育通常会被认为是秽污之事,被视为是不吉的。而女医既然要直接面对后宫嫔妃提供服务,当然就被期望是洁净的,那就要选择未生育的女xìng。
  在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的“官户婢”中,选择资质较好的女xìng,聪慧一些、领悟力好一些的人,会便于教习的进行。
  这些女医主要学习安胎产难,兼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从现实需求上来说,面对人们的生育生产,从胎儿孕育到生产到产后照顾的期间,以及在此期间孕妇身体上可能出现的某些不适症状等,单有男医可能会有诸多不便,会显得不够。从而,女医也就被需要。其实不惟唐朝,自古在生育生产事项中有经验的女xìng便担当着重要的角sè,因而有“稳婆”这个职业。只是在唐以前,辅助生产的女xìng可能主要依赖经验,而唐代从制度上设置了女医教育机构,从而保证了有一定水平的女医的供应,这在女科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承担教授女医之任的是医博士,女医要学习的疮肿、伤折、针灸之法分属医、按摩、针不同的科目,则教授女医的医博士,可能由太医署各科博士兼任。但由于这些医博士也都是男子,因此教习的方式是“按文口授”。
  河中医学院目前开设的科目,基本上是对比太医署学生的教习来定的。医针生都要学习医经和医方,学生自身要读习,博士也要讲解。尤其是《素问》、《黄帝针经》、《甲乙》三部经典,需要按照讲五经的方式jīng加教习,即是先让学生读经文,等读熟了之后,博士再“案文讲说”,对学生讲解其中的义理。按摩生也要读习相关经、方,不过总体来说,按摩和咒禁两科的学习内容重在技法,对于学理的要求相对低一些,这大概是由这两科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不过李曜由于不懂医术,对这些事情的了解程度也就是“听听报告”就完事。
  比较起来,女医学习的主要特点是她们自身不读经方,由博士“口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官户婢”大多本身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不具备读医经医方的能力。显然,这将导致女医学理xìng不强,她们所学很难达到太医署医学生所学的jīng深度。从而,她们所能够达到的医疗水平和医学造诣的高度,都不可能超过太医署医学生。当然,学得不够高深并不是招不到学员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李曜目前还没有宣布这些女学员今后会被如何“安排工作”。而李曜之所以不宣布,其实也是在纠结:如果告诉人家今后是随军的,恐怕更招不到人了。
  想想看,成千上万的青壮男子,几个或者几十个年轻女子夹杂其间,这想起来都让这个时代正常的女子视如虎豹,谁敢应募?而李曜不宣布也有麻烦,就是她们或者她们的家长以为成了医学院的女学员之后,今后就呆得在节帅府一辈子了……这显然也糟糕之极。
  再有就是女医的学制是“五年”,这个时常也很麻烦。如果是宫廷女医,在学习期间,女医要进行季试和年终试。季试由学业有成的女医主掌,年终试由医监、医正主掌,所试应该主要是实践能力。比起太医署医针生“其考试法式,一准国子监学生例”的月试、季试、年终试来说,女医的考试应相对较为简单。另外,太医署医针生还有业成试,还要试策。而“女医”条并无业成试的规定。倒是按摩、咒禁生“其业成之rì,并申补本sè师、工”,药园生“业成之rì补药园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女医业成后的情况较为相似。大概是按摩、咒禁科及药园学皆重实践而相对学理xìng不强,恰与女医教习的特点暗合。
  李曜左思右想,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于三点:其一,年龄限制,河中培养女医并非主要培养接生、妇科之类的医生,大可不必一定要二十岁,如果放开年限,一来招募范围变大,二来年纪小一些的女子来学医,则医学院还可以同时教授一定的文化知识;其二,工作安排,这个几乎不必解释,“包分配”永远都是最让“家长们”放心的;其三,要消除后顾之忧,但凡军医,都有可能死于战争,而其中如果有女医,则麻烦更多,行军、驻扎都要防范某些男兵甚至将领的sāo扰,因为这种事就算在后世,文明时代也常有发生,何况现在?李曜最纠结的就是这一点,但除了严刑峻法,一时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河中医学院只是草创,要改变学制、学龄之类都很容易,关键还是在于工作安排。最后李曜与王笉商议出几个办法,准备以此为核心,慢慢完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处:
  其一,高薪。随军军医、女医按照医术学位分为三个级别,其随军时的俸禄,比照该次出征的主将、副将、俾将的俸禄对应发放,平时比照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三级官员俸禄发放。
  其二,提高地位,强化安全。军医随军出征时统称医官,医官长临时享受都虞候衔级,随军医官集中驻扎,驻地在主将帅帐附近,由主帅或主将牙兵护卫。医官长有保护所率医官的义务,并直接对主帅或主将负责,如有不服医官安排,甚或谩骂、凌辱医官者,均以军规‘以下犯上’之罪论处。
  其三,服役限制。河中医学院毕业学员,无论男女,强制服役年限为二十年,二十年服役期满,可选择回院研究医学,也可选择进入医学院今后在各州、县开设的医馆行医,当然也可以脱离医学院系统,自行谋生。学员自医学院毕业后,自动进入服役期,但家中、族中有直系亲属红白喜事,可请事假三rì,须守孝者,准“孝假”最多三年,一般提倡从简,为三月。所有医官均可自行申报延长服役,最长为六十岁。最后一条是:男女医官均可自行婚配,节帅府对此不做任何要求、安排。
  这件事安排下去之后,会引起多大反响,李曜都没空去想,因为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等着他:河中士绅联名请愿,要求节帅“勿忘根本,重农抑商”。
  在后世,从北洋zhèng fǔ开始,联名请愿这种事极少有获得当局重视的,挂着mín zhǔ的大旗都是如此,何况大唐?所以李曜就没当多大个事——在河东我就是这么干的嘛,在河中再干一次,你们激动什么?何况联名的士绅里面,缺了入股东升新城建设的几大世家,看起来应该是不成气候的。
  谁知道这一没注意,就出现问题了。那些士绅虽然被李曜无视之后看似偃旗息鼓了下去,然而没过几天,李袭吉就喝史建瑭一齐匆匆来报,说军中似乎有人煽动士兵情绪,意图不轨。
  当时李曜虽然吃惊,但却也非常不解,河中的士兵待遇可以说是大唐首屈一指的好了,煽动士兵?从什么方面煽动呢?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此前河中镇军都是本地人,绝大多数祖祖辈辈居住河中,有不少人家中虽然算不得富裕,也还算殷实,这次东升新城的建设居然将某些商贾与河中的大世家并列为股东,而偏偏除了几个大世家之外,其余也算颇有家世的家族却不得其门而入,无法参股,这让人觉得节帅根本未曾考虑过重农抑商之事,此次新城扩建令纯属胡闹。这些家族和那些原河中镇兵之间联系很深,关系网盘根错节,他们自然有本事说动这些人,在军中隐隐结派,想要有所举措。
  “逐杀节帅?”李曜心中冷笑了一声,暗道:“放两名大商人进股东会,本来就是我故意为之,目的也确实就是要逐渐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哼,那是有讲究的,我要是像你们希望的那样一味抑商,那我不是白读了一千多年历史?”
  事实上从李曜割发断恩,dú lì出代州李家出任河东掌军械监开始,他就开始想办法推行鼓励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且带领河东军械监身体力行,而这几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条路子是可以走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李曜穿越前曾经有一次在党校学习时曾经听过几节课,心里对这件事是有一定考虑的。
  重农抑商这种经济思想,并不是与中国古代历史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从思想到政策的产生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产物。经济思想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经济思想也是经济政策的先导,被zhèng fǔ采纳并确立为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思想是为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的推行又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运动过程。
  李曜记得中国古代工商业的最初发展模式有着突出特点,就是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模式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由王朝官府垄断经营,全部工商业为官营国有。在这一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既重农,又重工商,不存在主张抑制工商业的思想和政策。如《史记·货殖列传》就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逸周书·程典》则载周文王也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工攻其材,商通其财,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主张农、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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