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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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便道:“所谓八戒,顾名思义,就是八大戒条。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你可懂了?”
憨娃儿果断摇头。
李曜翻了个白眼,耐着性子解释道:“所谓一戒杀生,就是要无杀意,慈念众生,不得残害蠕动之类;二戒偷盗,就是要无贪意,思念布施,却悭贪意;三戒淫,就是要无淫意,不念房事,修治梵行,不为邪欲;四戒妄语,就是要无妄语,思念至诚,言不为诈,心口相应;五戒饮酒,就是要不饮酒,不醉迷,去入逸意;六戒着香华,就是要无求安,不著华(花)香,不傅脂粉,不为歌舞倡乐;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就是要无求安,不卧好床,卑床草席,捐除睡卧,思念经道;八戒非时食,就是要奉法至诚,时过中不食。”
憨娃儿听完,睁大眼睛,忽然掰了掰手指,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俺只能叫做朱五戒了!这一戒杀生,俺做不到,眼下俺就正打算杀几个生呢,哪能戒掉!这五戒饮酒,俺也做不到,俺耶耶最爱叫俺陪他饮酒,俺不能不听耶耶的话呀!要不然不是不孝了么?这个使不得,使不得的!还有八戒非时食,这个俺就更做不到了,俺饿了就想吃,哪能过时不吃呢!那可不是要了俺的命了?不成不成,俺还是叫朱五戒好了!”
其实李曜对佛家研究根本不深,他倒是把这“八戒”记住了,但没完全弄懂,实际上所谓“八戒”,乃是八关戒斋的简称。佛教指在家男女信徒于一日一夜中所受的八种斋戒法。
这八种中,前七为戒,后一为斋,总称八戒斋。南朝梁宝唱《比丘尼传·道容》:“帝遣使往乌江迎道容,以事访之。容曰:‘唯有清斋七日,受持八戒,自当消耳。’”《太平广记》卷九五引读刘肃《纪闻。洪昉禅师》:“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张生心迷,着色事破了八关戒。”明梵琦《西斋净土诗中品观》:“求生定满众生意,五戒兼持八戒斋。”
所以实际上最后一条,乃是一种礼节性的要求,倒也不是说要求谁都是过了时候就不吃饭,那万一有事耽搁了,岂不是还非得挨饿不可?佛门慈悲,哪里会有这等要求?
但是李曜对佛事是个半吊子水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事就没法解释清楚,他想了想,干脆道:“八戒还叫八戒,改了就不好听了……不过既然你做不到,我念你说的诚实,就不要求得这么严格了,这三条你不去管便是。”
憨娃儿一听可以通融,大喜道:“郎君果是好人,既然犯了也不打紧,那俺还叫八戒。”
这时候卢三过来,说道:“郎君,安排好了,俺现在就带人偷偷摸过去。俺留二十个人给郎君,再有憨娃儿在侧,该当可策郎君万全。”
李曜一愣:“什么叫留二十……啊,你说什么呢,我是领队的郎君,你们都去了,我怎能躲在这后头不动?此番便是我带了大伙儿过去,你和憨娃儿都跟着我便是。”
卢三急道:“郎君不可!郎君贵体,不可亲临险境……”
“胡说八道!”李曜面色一寒:“我李曜何曾把你们看得轻贱过了?我与你们有何不同?不都是爹生娘养的?不必多说,就这般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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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十四太保 第021章 执迷不悟
潞州兵临时军营之中,两批人马相视而立,李元审面色之黑犹如锅底,看着对面面沉如水的冯霸,厉声喝道:“冯霸!你裹挟兵马,莫非要造反不成!须知节帅刀下容不得尔等!”
冯霸嗤笑一声:“李慎思,真难为你能把这话说得这般大义凛然,某家倒想问问,你李将军莫非没有造过反?诸位,俺想问大伙儿一句,俺们河北的军镇,底下兵将没有造过反的,有几个呐?几年没有造反的军镇,有几个呐?造反成功的有几成,造反失败的有几成?即便是造反失败的,也只有领兵将校被杀,可曾见到朝廷或者节帅府能把全部参加造反的兵将都斩杀的?啊?!”
李元审一时语塞,脸色越发铁青一片。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两个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但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不一样。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来自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首都共九次沦陷(严格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遥遥领先,其余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仅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还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每一项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排No。1,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如此问题就出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挂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多活几天就很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还能一次次夺回,并且一坚挺就是150年,更牛的它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藩镇。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因此采纳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实则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都砍了,那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不为藩镇头疼,但却为辽金蒙元郁闷。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150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150年历史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西汉七国之乱,东汉军阀混战,西晋八王之乱,甚至于春秋战国,其实都是藩镇之乱。不知什么原因,藩镇在现代却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200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中央直接管辖就是累死也管不过来啊。既要对地方有效控制,又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于是二者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隋朝速亡,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现代通信技术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但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很明显中央也是会抓狂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就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倘若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是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藩镇,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的。唐朝立国前50年,对外战争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唐高宗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个进攻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言之,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广设军镇,划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可见,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战区开始变身藩镇。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少兵,为了抵御叛军,朝廷于是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成立领导班子,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藩镇;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