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马车夫-第4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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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成熟许多了
钱谦益心中更多的是高兴，或许是他对皇帝过于感恩，或许是出于臣子该承担的责任，总之他当一并承担下来。
“老臣遵旨”
邓浩楠又道：“这样好了，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会审，钱爱卿只负责对沙俄的谈判事宜，一切都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准”
钱谦益心中又苦笑了一下，他知道皇帝表面上看来让三司会审案子，给他减压。实际上最重点的是最后的‘帝国最高利益’一句上。
此时，帝国政府同俄罗斯帝国是同盟国关系，帝国政府还指望着俄土战争接着打下去，消耗他们的国力。因此在帝国的最高利益之下，既要拿回面子来，又要不能破坏两国的同盟关系。
“老臣遵旨”
钱谦益很高兴，对他来说，皇帝给他的压力越大，表示皇帝越器重他。
钱谦益退下后，邓浩楠宣林风入宫。
“沙俄既然没有承认雅库茨克要塞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哑巴吃黄连，你立刻进行部署，夺取雅库茨克要塞，给帝国国民一个交代”
“微臣遵旨”
林风回答道：“启禀皇上，雅库茨克要塞一直在帝国军队的监控下，只是一直没有采取行动而已。如今既然俄国人率先挑衅，那军部一定给他们颜色看看”
邓浩楠点点头，道：“俄罗斯帝国东扩的步伐受阻，朕担心在极北地区，那里辽阔却无人，恐怕还有沙俄人向那里渗透。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命令北方各大军区的边防部队向极北纵深排查，最好建立一些军事监控哨所，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林风领命，他知道皇帝是被这次的公众舆论事件所困扰。
“皇上，不如政府对这些报社等媒体机关进行管控，防止他们到处煽动扯皮”
邓浩楠摆摆手，道：“不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朕既然向国民承诺言论自由，就是希望打造一个如同春秋时期的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形态。只有依靠民众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会不断的进步完善，国家才能强盛。”
皇帝的意志无法改变，林风也不再多言，告退后自去准备。
四月九日，帝国刑部警察总局，并大理寺最高法院，以及帝国都察院受理潘东探险队遇害一案。
由于国民广泛关注此案，因此帝国政府在审理的时候态度强硬。因此，俄国驻华大使馆成为了被告，令多莫夫十分没面子。
多莫夫知道他不是被冤枉的，很快就得到了俄国鄂木斯克住屯军司令部的消息，证实了潘东探险队的真实性。
当然，多莫夫打死也不敢承认。表示谋害潘东探险队队员的人并非俄罗斯帝国军方，而是俄国的分离分子雅库特人的私人武装所致，并表示俄罗斯帝国军方已经派人介入调查此案，定当给潘东等人，以及中华帝国一个交代。
中华帝国理藩院外交部和俄国驻华大使馆不断的大太极，双方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不能承认。
俄罗斯帝国政府很是紧张，生怕因此开罪中华帝国，不但失去盟友的援助和贷款，更容易因此而造成紧张摩擦。
因此，俄罗斯军方急招雅库茨克要塞守军撤退，烧毁雅库茨克城。
但是，中华帝国军方比他们可快多了。
军部调集帝国皇家陆军雷电突击队，并皇家陆军第十四步兵师火速赶往雅库茨克要塞。
由于戈洛文接到军部命令后，急忙拆卸要塞火炮，将物资和人员转移，忙忙活活的造成防御松动，给雷电突击被队成功突袭雅库茨克要塞制造了绝佳机会。
雷电突击队作为帝国的战略打击力量，这些年来的训练，令这支突击队战力强悍，说以一敌百有些夸张，但几十个还是小菜一碟的。
俄军忙着撤退，结果被雷电突击队偷袭得手，五百人的军队被四十八名特战队员活生生的给干掉了，成为沙俄历史上不敢公开的一个秘密耻辱。
城中的一千余雅库特人大部分被特战队员们在城里干掉，小部分在城外被包围他们的十四师的官兵击杀，整个雅库茨克要塞在四个小时内易手。
中华帝国这边表面上向国民表示，是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雅库特人所为，并将雅库茨克城的所有敌人都消灭了，平息了帝国国民们的愤怒。
暗地里，钱谦益为首的中华帝国代表却直接向俄罗斯帝国政府提交了严正抗议，要求俄罗斯帝国给出解释。
俄罗斯帝国军方理亏在先，但沙皇极力想要维持同中华帝国的同盟国关系，要求跟中华帝国好好谈谈，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些利益。而钱谦益受命皇帝，既要拿回面子，又不能破坏当前的大好战略格局，因此同意谈谈。
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唾沫星和磨嘴皮子，中俄双方将边界划分做了确定。
俄罗斯帝国做出退让，承认以托莫斯科作为基点，北至北冰洋的东京55度经线作为分界线，两国以此作为国界，以东地区是中华帝国的神圣领土，以西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
这样一来，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吐出近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实际控制区给中华帝国，同时托莫斯科也被一分为二，成为了非军事区。
五月三十日，中华帝国同俄罗斯帝国《托莫斯科条约》正式生效，至此两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紧张的关系顿时恢复平静。
作为补偿，中华帝国欧洲银行向俄罗斯帝国低息贷款三千万银元，帮助俄罗斯帝国从中华帝国购买武器弹药和粮食药品的战略物资。
消息传回国内，帝国国民的国家荣耀感和自豪感再次提升一个档次。从此，帝国国民在海外的活动得到帝国政府的强有力保障，造成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在他们国内出现华人伤亡事件，生怕惹来中华帝国的各种报复手段，于是各国政府都极度重视本国境内的华人安全问题，这大大提高的华人海外活动的安全系数。
不过，在海外活动的华人，大多数都是殖民主义者，一部分时探险队，一部分是商人留学生，更有一部分却是中华帝国的间谍。
前面的还好说，各国政府只需要把华人当做本国国民一样对待就成了。可是面对中华帝国的间谍分子，各国政府都头疼万分。
这些中华帝国的间谍以各种身份进入他们国家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各国的谍报机关抓了是本分，不抓是失职。但是抓了后总是酿成外交纠纷，中华帝国的间谍骨头很硬，打死也不承认，造成各国政府在外交上极度被动，抓了人最后还得放人，并送上赔礼道歉。
中华帝国的间谍大多数从事情报收集，很少从事破坏活动。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各国的谍报组织即使证实了是中华帝国的间谍，到最后也很少采取抓捕行动，只是礼貌的“劝出国境”。
当然，这是大多数情况。也有时候中华帝国的间谍被人当场抓住，这时候中华帝国在外交上有些被动。如果是小国弱国，中华帝国便会以强硬的姿态索要，造成对小国弱国形成“领事裁判权”，对他们国家的主权践踏事实。如果是大国强国，中华帝国表面上不承认，但私下里只好用间谍互换，或者利益交换的方式将他们换回来。
总之，整体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扩张步伐在加速，华人开始遍布全世界，到处炫耀和展示中华帝国的‘肌肉块’，打造华族人种至上的姿态。
第三卷 怒海争锋 第390章好吧，咱也有传教士了！
第390章好吧，咱也有传教士了！
伴随间谍一起行动的还有一批来自中华帝国的传统激进分子，他们便是帝国传统思想的奠基势力——儒教传教士。
自中华帝国成立以来，儒教依然霸占着帝国的国教地位，虽然有些思想家如李贽是前朝明后期的一位“异端”激进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某些规矩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可以说他成了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部分民主性色彩。
不过，即便这样，依然无法触动儒教的主导地位。中华帝国成立后，广泛的民主自由缔造了无数思想家的崛起，在中华帝国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时代的先进思想格局。
帝国政府取缔了华人族群中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但森严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只不过被压迫者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的人群。矛盾转移了，士农工阶层不在欺负国内的商人，将欺负对象转为除华裔之外的次等族群。这使得很多激进思想家将目标从国内转移国外，在主流儒教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开始形成对外思想侵略模式。
帝国政府允许国民言论自由，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帝国建国之初，帝国政府承受了相当大的思想压力。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前朝明的死硬分子，如黄宗羲，他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华帝国政府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当时帝国政府正在推行对农民的休养生息政策，对士工商阶层进行适当征税，让黄宗羲误解了帝国政府的苦衷。
再如顾炎武，从前朝明末期开始，他就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中华帝国建国初期的一部分学者影响很大。
再就是王夫之，他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强烈批判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华帝国建国之初，王夫之希望他的观点能够警示中华帝国政府，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提醒中华帝国政府不要走前人老路。
这三人的思想影响了超过半数的学者，给刚刚建国的中华帝国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令帝国政府在建国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任何政策和法律法规都十分小心谨慎，如坐针毡。
起初，帝国政府官员们上奏，要求严惩这些激进分子。神武大帝邓浩楠开始也对自己推行国民言论自由而感到怀疑，但最终邓浩楠的理智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有顺势利导才能将这股巨大的思想武器化为己用。
邓浩楠挺住了，凭借着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强大个人崇拜力量，顶住了来自这些激进思想家们的巨大的压力。
随着帝国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皇帝在皇宫外立碑“永不加赋”的誓言博得了帝国国民们的拥护，也改变了黄宗羲对国朝的看法。
接着，邓浩楠在政治改革上推行内阁轮换制，建立上议院（皇室参议院、贵族众议院）和下议院（国民议院），将权力大部分下放帝国公民，允许公民参与国家大事。同时，作为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都察院、廉政公署、法院等机关的建立，使得帝国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奉公，这些举措令原本抨击君主专制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激进分子改变了看法，转而拥护帝国政府。而全新面貌的中华帝国更是令王夫之等生怕帝国走前朝老路的思想家们拍手称快。
虽然前几年饱受他们的抨击，但是先苦后甜。邓浩楠带领他的政府，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这些激进思想家们的态度和看法。
随着帝国殖民时代的开始，森严的等级制度将被压迫者转移到了非华裔的外族和殖民地次等人（奴隶）身上，帝国的思想家们也隧着帝国政府的步伐，将尖锐的矛头转移对外。
从神武十年开始，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首的激进分子开始论证新的思想理论，他们以儒教为基础，修改成国内和国外两种思想。国内为华族平等型，华裔士农工商一律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点已经实现。国外为华族至上型，针对次等民族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将儒教学说传播出去，期望打造大中华共荣圈。
神武十二年，帝国本土儒教学者同这些激进派思想家们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帝国儒教教派，对内推行改良后的儒家思想，对外推行加强版的儒教思想。
九月，由黄宗羲亲自率领的第一支儒教队伍，共计七十五人，开始在吕宋殖民地传教。他们在马尼拉将原本的西班牙人天主大教堂改为了儒教大教堂，并成立了孔子学院，借助吕宋殖民总督府的力量，强制、半强制的推行儒教思想。
紧随其后，中华帝国政府认为在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之后，如果加上思想文化侵略将会稳固殖民地统治。同时，中华帝国的儒教传教士也会把东方的理念传播到西方世界，增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