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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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华北形势的恶化再次惊动了天皇裕仁。
一天，他召来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富载仁亲王。在详细询问了中日两军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后，他又想起了日本身后的那只巨熊，于是有些担心地问道：“如果苏联介入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闲院宫似乎相信陆军省的判断，因而直率地回禀道：“陆军认为苏联不会介入。”
裕仁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当即反驳道：“那是陆军的武断。万一苏联介入，将如何是好？”
参谋总长闲院宫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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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这次召参谋总长入宫，并非要责难他。两三天前，陆相杉山元曾拍着胸脯向他保证：1个月左右即可收拾残局。天皇虽有些担心引发一场中日全面战争，把日军主力钉在中国，也怕苏联在日本困难时从背后下手，可他毕竟经不住中国这块肥肉的诱惑。
再说军部一直坚持说是中国方面先开的枪，他也不愿过多地限制陆军，挫了他们的锐气。既然陆军说苏联不会出兵，而他的皇军又能在1个月左右解决中国问题，从内心说，他也是赞成出兵的。
此时的天皇并未仔细研究中国形势，更没看到中国铺天盖地的抗日浪潮，因而轻易地同意了向中国派军的方针。他的野心和轻率，不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也把日本拖进了日后长达8年的战争泥淖而难以自拔。
数月后，当他面对日军的困境而大发雷霆时，除了把当初大吹特吹的杉山元贬到中国战场之外，他也只能唉声叹气，无计可施。
蒋介石操起平倭之剑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准备应战，蒋介石梗起脖颈，操起了尚未铸就的平倭之剑。
7月8日，蒋介石正在“凉岛”庐山上休养避暑，兼代着办公。
每年夏天，随着蒋介石登上庐山，这块幽静之地便显得热闹起来。往来信函、电文穿梭不断，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也从各地奔向这里。而1937年的夏天，这里更显得热闹。
去年岁末，蒋介石西安被扣，曾答应中共和全国民众，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抗击日本无休无止的侵略。
7月初，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知名人士代表正聚在这里，将举行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共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日大计。代表中，甚至还有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
会议还未开始，日军便在华北挑起了战端，给了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共及全国支持抗战的人民一个最及时、最充分的理由。
蒋介石是于8日接到29军代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得知卢沟桥事发的。
接到报告后，他先是一阵惊慌，随即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各党派、地方军的派系之争明显缓和下来，举国一致的抗日呼声却日趋高涨。
这种局面令他亦喜亦忧，喜的是国内支离破碎的局面大有改观，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明显加强，抗战准备也已开始起步。
但这一切必定要刺激盼着中国陷于内乱的日本人，他们会看着中国一步步统一、强大起来？尤其国内抗日舆论的日趋高涨更令他焦虑、担忧，以他本意，在军事战备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应该给外界一个宽松、缓和的气氛。
但直至7月，华北形势虽然紧张，日本国内却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6月4日，家族渊源上对华持亲善态度的近卫公爵受命组阁，更是给了蒋介石一粒定心丸。但仅仅1个月，华北就出现了战事，东京到底在做什么打算？天皇裕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日本人从无信义，跟他们打交道，应多做几手准备。主意拿定，他当下便向华北发去电文，指示29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指示虽已发出，但他的疑虑并未消除。晚饭后，他取消了惯常的散步，又在思索局势和日本人的企图。当晚的日记，记录了他情况未明，犹豫不定的真实心态：“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一夜的思考和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思想渐渐地走向全面抗战的道路上。
9日，蒋介石电召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应战。惟恐29军临阵动摇，他再次电令华北，指示29军道：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为原则。”
在命令宋哲元29军严阵以待的同时，蒋介石秘密电令孙连仲第26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7月10日，蒋介石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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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中国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
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在此严重情况下，蒋介石认定日本必无满足之时，任何让步也不能满足东京的野心。遂于13日电示宋哲元，表示准备抗战的决心。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外界表明了他坚决抗战之决心。
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乎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毅然悬崖勒马，决心抗战，决不投降，乃为国家之侥幸，民族之庆幸。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最后促使其下定抗战决心的，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期望。他一直认为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决不会坐视日本的侵略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而定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蒋介石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从内心深处，他仍是心存顾忌，一方面他在考虑全面抗战对其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对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7月17日的谈话中，他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蒋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要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那种和平，他是在坚持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的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他为和平解决提出了4条最低条件：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27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还是借机对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决不屈服的立场，他接着又指出：“这4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留给他的，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受军部左右的日本近卫首相，非但没有表现出其家族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辜负了日本万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约军部的重托。
从事件一开始，他就完全慑服于军部的高压，公然倒向了军部一边。近卫1月前上台组阁时留给人们的清新超脱之感，一夜间便被日军军刀的血腥气冲得无影无踪。
就在蒋介石17日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
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严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介石自然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逼，威胁说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要求，何应钦当即予以驳回，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日本武官杨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月19R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祗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痛苦几年，痛定思痛，蒋介石终于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要抗战了。
如果说昔日东北三省的沦陷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今日日本人把战火燃向华北，燃向关内，就决不再是华北的问题。
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今日的东北和华北，蒋介石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台或成为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都是至死难以接受的。
就蒋本人来说，不少史学家认为他从小就孤傲、倔强，从来不愿受人管束，今日又贵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和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日后谈及对蒋的印象时，称：“他（指蒋）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