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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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富国强兵的梦想，他说：“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上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胜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思想急剧膨胀着，撞击着他的灵魂。几年后，久已压抑在心中的这种思想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学习时，一次上卫生课，日本军医教官抓起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轻蔑地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道：“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有4亿人口一样。”
身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没教养。蒋介石一听这话，一阵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讲台。只见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块，指着其中的一块大声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从未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他的学生，就有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愦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历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留日期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十余年后，随着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骚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辞地向对方抗议，为中国人作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独裁者，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国民党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共产党和几乎整个国民党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当时在国民党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
他的一生常常前后矛盾，判若两人。
还是在1924年，蒋私下不知对孙中山建议过多少次取消联俄容共政策，主张驱逐苏联顾问和中共，但均未被孙中山采纳。年底，孙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任何人再没谈过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热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一下成了广州的军事、政治明星。但这次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蒋再次显示了他纵横捭阖、巧妙表演的过人能力。在公开的演讲、集会上，他高喊着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炽热，“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国民党和苏联顾问们真诚地为得到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扶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蒋已把眼光盯在了3个月后的“三？二○”事件上了。
3月20日，蒋介石口头命令海军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等2艘战舰开往黄埔侯用。但李之龙奉命将战舰开去后，蒋矢口否认有此命令，反诬中共图谋造反，对国民党有野心，而且国民党右派汪精卫也与此事有关系。随之，逮捕了他的学生李之龙及中共党员多人，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10多名苏联顾问聘约。4月20日，汪精卫被迫离开国民政府，亡命法国。蒋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苏联顾问，赶走了国民党异己，登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5月，蒋又以《整理党务案》来限制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人数，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划的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虽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当时震动国内外，连他自己日后都承认这是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分水岭，但这个锋芒初露、野心勃勃的政治新贵井没有被国、共两党及苏联的政治影响所冲倒。他在排斥异己削弱中共影响的同时，又高声唱赞歌，多次公开说道：“两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广泛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显。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并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知他羽翼尚未丰满，北伐也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的支持，所以巧妙地“左”“右”飘忽，使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一直在算计着他的蒋介石，是一个将对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结果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就稀里糊涂地败在蒋的手里。
从日后蒋介石疯狂地要剿灭中共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把中共和苏联视为自己的势力，他养虎、驱虎只是为己所用。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这只曾为他立过殊功的猛虎。与他在政坛上斗了几十年、远在广西的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叫绝：“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这次事件，蒋介石终于迈出了他事业中最得意的第一步，也给他的政治生涯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毫无信义的诡谲。
不堪回首的“国联梦”
走累了，蒋介石慢腾腾地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神情细致地欣赏起两侧群山的美景来。尽管庐山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他仍为那雄奇挺秀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而赞叹不已。想到此刻南京的酷热，而他却置身在这凉爽如春的避暑胜地，他颇感惬意。不禁轻吟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时太阳已挣脱了云雾的缠绕露出脸来，扫清了有些发湿的雾气。这使得他的心境有些开朗起来。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形势对他来说还是较为满意的。尤其是他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各根据地所发起的第五次“围剿”，与前几次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他感到十分振奋，信心十足。他甚至预感到多年来一直期待的那一美妙时刻已在向他遥遥招手了。此刻日本人在中国北方侵略、骚扰，国内要求抗日的怒潮在他心中有些淡漠了。想到多年来这最重的一块心病不久将彻底去除，他那瘦削、坚硬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笑容。矢志不移，终成大器啊！日本人也罢，英国、美国人也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能老是呆在中国，所以他们只能算作遥远的敌人，与他们相争不必着急。如果舍本求末，让中共坐大，将来党国必亡在他们手里，那才是可悲之事。而美国人、英国人也决不会看着日本人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的确，当时蒋介石所以一心安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依赖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国联，一个受英、美等国操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
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