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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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混战，王团虽无力夺回喜峰口，但至少压住日军，使其不敢出击。
3月1日，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3个旅的主力一夜奔跑，按时赶到了前线，迎头击退了向下冲击的敌军。一整天，喜峰口前线枪炮隆隆、硝烟弥漫。几座小高地上，双方反复争夺，谁都不肯退缩一步，但谁也无力打垮对方。
11日，双方冲上杀下，又是一天激战，战况仍然胶着。日军兵力有限，几次反击都被击退；29军向山上仰攻，携枪不易。营、连长一声令下，士兵们身背大刀片，腰别手榴弹向上硬攻，无奈火力不足仍无法突破敌防线。
当晚，29军改变策略，决定以王治邦旅正面抗击，而以赵登禹旅2个团、佟泽光旅2个团出潘家口、董家口，绕袭敌左、右侧背。两日来尝到装备劣势苦头的29军在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想到了这么个以长击短的大胆办法。
夜半，两支连日苦战的疲惫之师出发了。几天来，长城内外连降大雪，雪到地上结成冰。赵、佟旅官兵虽然疲劳，但雪夜行军，奔袭敌后，士气十分高涨。拂晓前，赵登禹旅按计划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区；佟泽光旅亦快马疾进插向敌右侧后。
突袭前，旅长赵登禹把第一线突击任务交给了董升堂团。董升堂是赵登禹手下的一员虎将，膀大腰圆，有一身好武功。夜袭日军，大刀、武功将是隐蔽行动的好办法，赵登禹关键时刻又想到了董团。董升堂欣然受命，背插两柄鬼头刀，率全团扑向三家子、小喜峰口；与此同时，王长海团也悄悄地乘夜暗摸向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白天，鬼子的炮打得邪乎，晚上大炮不能上刺刀，王团绝不会放过这些厉害的铁家伙。
雪夜，天冷得厉害。苦战数日的敌军人困马乏，正拥被熟睡。
尤其小喜峰方向的三家子、前仗子日军骑兵驻地，满街是马，敌军在屋里酣睡。整条街竟是死一般沉寂。日本人作梦也想不到白天硬顶着飞机、大炮压力的中国军会在雪夜采取偷袭战术，因而毫无戒备。许多日军被砍下脑袋或腹部被大刀刺穿时还在梦中。
29军夜袭战极其成功。
喜峰口内外高地日军不但被斩杀众多，坦克、大炮也大多落入中国军手中。一场干脆利落的夜袭战！
29军夺回喜峰口，痛歼日军，击毙联队长植田大佐，并在日后的防御战中，挫败日军无数次进攻，将日军拒在口外。
同时，罗文峪方面也发生激战，29军另一部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军大战数十天，击溃了进攻之敌，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日军长城前线指挥官板本中将见29军正面无隙可乘，只能转兵冷口、古北口等其它方向。
喜峰口、罗文峪战役大获全胜，毙敌甚众，一时引来各方强烈的反应。
北平、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喜峰口大捷，把29军的大刀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抵御巳军现代化装备的，该是这种古老的兵器。接踵而来的各界慰劳团体也几乎毫无选择地往29军跑，反而冷落了几天后在长城沿线战斗更激烈的数个其他中国军，其中包括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
当时，全国各界人士只能从报纸、电台上了解到前线战况，而新闻记者只认打胜仗的中国军队。
29军虽为西北军，一支杂牌部队，但喜峰口的胜利却使其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和声威。
30年代中国著名作曲家田汉蘸着兴奋和激动的泪水，谱成了一首享誉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并且一唱就是几十年。
喜峰口一战也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战地记者壮着胆把喜峰口惨败的消息发回国内，日本各报相继转载，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
最气愤的恐怕是关东军司令官、铁硬的武藤信义大将，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板本中将电报中，他不留情面地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喜峰口、罗文峪使日本关东军意外受挫，主攻方向的调整使长城一线战局一时形成对峙。
前方战事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北平城内坐镇居仁堂的军分会委员长坷应钦上将的豪兴。一日，他邀请参谋长黄绍垃外出打猎游玩，当下，两人带上卫兵驱车直奔西郊颐和园。
阳春三月，昆明湖冰水初解，绿水浮冰间，成百上千的野天鹅纵情值鸣，这少有的一幅公园美景竟勾起了两人猎兴。黄绍命卫兵找来了管园的人。
面对一个军政部长、一个内政部长，管园的老者心里有些打鼓，尤其看到两人手上的猎枪。当黄绍问这园中的野天鹅能打不能打时，管园人策略地回答道：“还从没有人打过。天鹅一到冬天就飞来，一过春天就又飞回去，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许是没人打，它们才敢年年飞来。”
何应钦猎兴大发，手痒痒的，急急忙忙地打发走管园的，操起了猎枪……
权威、显贵，使几只无辜的天鹅遭了殃。这以后，天鹅便告别了美丽的昆明湖，再没来过。
打猎完毕，何应钦与黄绍散步闲聊。谈话间，何应钦提起了远在赤峰的孙殿英第41军。看得出，何应钦对孙殿英不但大为不满，甚至有些怀疑。
“孙部3万余人，3日前就已抵赤峰、围场一带。我让他们固守多伦以东山地，吸引日军，可他那里没怎么打就向回退。一路上拉夫扰民、四处骚扰，已有很多人到我这里告状，有的人甚至说他接受了伪满的委任状。我已停了他们的军饷、给养。”
黄绍听罢，当下问询道：“敬之兄，说孙部通日，可有证据？”
“没有，不过该部非但没能吸引日军兵力，反弄得怨声载道，总该让他们反省反省。这些地方土顽，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应钦贵为军政部长，对孙殿英这种军不像军、匪不像匪的部队最是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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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有必要派个人去看看。眼下用人之时，万不可把他们逼急了，如果没人可去，我可以走一趟。”黄绍听出了何应钦的弦外音，当下自告奋勇道。
“季宽兄如能前往，自然最好不过。不过快去快回，长城战事的平静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还会打起来。到那边一切事你可全权处理。”
4月，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见到了41军军长孙殿英。孙殿英一脸的麻子，给人的印象粗鲁愚昧，但此人憨愚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精明狡诈的心。10年前东陵盗宝，他成了全国的靶子，但他拿出盗来的一部分财宝四处打点，甚至捅到了蒋介石、宋美龄那里，最后事情竟不了了之，相反是得了财宝又出了名。今日见内政部长兼参谋长亲自到来，联想到两月来停扣的军饷、给养，自然知道眼前这位“钦差”的份量，不待黄绍把话说完便忙不迭地表白道：“部长有所不知，多伦地方虽大但人烟稀少，给养自然困难。别说鬼子来，就是鬼子不来，我这3万来人呆在那儿吃什么。这儿虽有些山，可这能叫山吗？寸草不生不说，地势也平缓，让我拿什么去挡日本人的坦克？！部队开来后，既无兵站，又无存粮。部队不自己解决怎么办，怎么作战？军纪太坏我承认，可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不想让自己的队伍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
孙殿英仗没打好，嘴皮子倒很是利落。黄绍对实情不了解，也懒得跟他磨嘴皮，当下又暗示道：“现在外面有很多闲话，你知道吗？”
孙殿英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来了气，骂道：“他妈的，我知道外面有人造谣，说我见日本人不战而退，说我投了‘满洲国’。这都是有些王八蛋想整我。部长，你去看看，我的伤兵从哪里来的？我总不会把自己那么多的弟兄打伤吧。再说了，全国人都知道我孙某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就是我想投他，他肯容我吗？这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板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再愚也还知道与日本人、小溥仪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些造谣的人就是想栽我，好吃掉我的部队。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妥为处理此事。我孙某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
孙殿英唾沫星子乱飞，一通表白，倒还说服了黄绍。当下，黄绍答应马上补发欠饷40万元和面粉4万袋，并命孙殿英率部在沽源、独石口、镇岭口一带布防，以便抽出傅作义部作战役机动力量。
这以后，孙殿英还真与日本人打了几仗，傅作义也得以抽身出张家口支援长城战事。黄绍辛苦半月，不虚此行。
3月10日午后，日军将主攻方向指向了长城第一大口——古北口，同时向冷口、界岭口方向也实施了攻击。古北口，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作战不力，未能阻住敌军，3月11日丢了古北口。
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调来的中央军第25师在师长关麟征的率领下立刻投入反击。古北口土石山上，中日两军反复争夺，均伤亡惨重。师长关麟征被日军手榴弹炸伤，但仍在前线督战。日军土黄｜色军装裹着的尸体也是满山遍野。
12日夜，日军增援部队开到，关师只能放弃夺回古北口的企图，退守第二线险关——南天门。
南天门地形险要，但兵力展布不开，为稳定防御，关麟征只得把兵力一部部往上调。日军以一个师团的重兵全力猛攻却难有进展。直至4月初，关麟征的第25师被打残了，只能以杨杰的第2师顶上去。而日军援兵也在大批涌向南天门。
小小的南天门，似乎成了整个战场的中心。
至4月末，杨杰第2师也消耗得差不多了，17军军长徐庭瑶只能咬着牙，将手中最后的1个师，刘戡的83师投入战场。中央军到底是蒋介石的宠儿，17军先古北口后南天门血战近2个月，歼灭日军数千人，始终没让日军从自己的阵地上攻破。
关键时刻，日军突破冷口，直插丰润、玉田，威逼长城一线整个中国军后路。为保住部队，何应钦下令前线部队全部后撤，长城各口门户洞开。
5月20日前后，一路日军进迫通州（通县），宝坻日军攻占香河，北路日军到达顺义，北平重镇已处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北平，在军事上已陷于死地。
北平已能听见隆隆的炮声，日机更是天天示威不断。城内风声日紧引得军民一片惊慌，甚至何应钦、黄绍等最高军事长官也已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撤离。但蒋介石此刻正在庐山部署“剿共”，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何应钦决定先斩后奏，与日军商谈停战。
早在5月3日，南京即派来了亲日派的重要人物黄郛，并任命其为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长，准备与日本人周旋。蒋介石原指望华北危急时，英、美等国能站出来说话，阻止日军威胁北平，黄郛不过为缓冲与日本人关系的一颗棋子。但国际社会对风头上的日本人并无强硬表示，只希望双方停战言和，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
5月25日，何应钦派出参谋处长徐祖贻少将赴密云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谈判停战。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中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提出了停战办法：
（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
（二）于5日内日方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讨论停战条款；
（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
5月30日，曾留学日本的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受命赴塘沽与日军谈判。败军言和，自然难有公允。
5月31日，随着熊斌与冈村宁次在《塘沽协定》上签字。持续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再次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会后向全军分发《作战手本》、《“剿匪”手本》等书。
蒋介石开口闭口“剿共”，一切战备训练为了“剿共”，日本人岂能不放开手脚大动刀兵，国民党军各级将领如何铁下心来抗日？一支弱旅在左右掣肘的干扰下连对手的战术特点和应对之法都未掌握就去面对一支装备精良的强敌，何以取得战斗的胜利？长城抗战是中国军人一腔热血的喷发，但仅有热血是不够的。
《塘沽协定》的签署，为日军敞开了华北大门。在中日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对华北的下一步策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国政府，实现日军控制下的“自治化”。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华北虽不像东北那样被坦克、大炮征服，但日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