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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7章

新宋-第3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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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着门生故吏遍朝野,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为陈家留一脉香火……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不料太后竟夸起唐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杀了这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才的,果敢、坚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自暴自弃,要么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才”,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赵顼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并非全部作乱。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免,但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戏,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说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防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脱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腹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唯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赵顼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漩涡中,避之唯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这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得及说出来,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笑话。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石越提举编敕所,编敕所的官员便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夸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想了一会,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禁,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责怪道:‘你怎的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知道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王珪却是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腹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盘算着怎样才能合情合理的把这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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