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文魁-第6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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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四夷所无也？有服章之美，何四夷所无也？礼仪、服章，二而实一，自何而生？何四夷之不得耶？
“华者，许叔重《说文解字》云‘荣也’，斯美言也；夏者，云‘中国之人也’。《书。武成》乃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居之于中，干戈卫护，是谓中国；布之于外，是谓南蛮、北戎、东夷、西狄，要言之四夷也。”
到这儿还都是老生常谈，但接下去就有新内容啦。是勋说：“今南蛮者，如武陵蛮、山越也；北戎者，如鲜卑、乌丸也；东夷者，如高句丽、诸韩也；西狄者，如羌、胡也。彼其无衣裳而裸身耶？无文章而素地耶？彼其无礼仪而真等同于禽兽耶？”难道这些外族就都不穿衣服，不绘花纹吗？难道他们部中就毫无规矩吗？为什么说只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呢？
那就又要说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啦。这年月典籍中所描述的上古时代。虽然并非完全向隅虚构。也有很多真实内容，如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世，技术还极不发达，人民极端贫困，但儒者往往将其看作风俗俭朴，而不大会从中探寻到社会进步的道理。是勋对此就要好好说道说道，给弟子们灌输一些新观念进去啦——
“伏羲之世，人未知植麻育蚕。无织帛之能，乃缀皮编毛以御寒耳，与今之夷狄，何其相似？神农教稼穑之先，人唯渔、猎而已，间或畜牧，与今之北戎，何其相似？乃教稼穑之初，刀耕而火种，是以神农亦名‘烈山’也。与今之南蛮，何其相似？是知人而为一也。华夏之与四夷，为长者之与幼童耳。”人都是一样的，并没有高下之分，最大的差别，就是咱们的文化和技术比他们先进。
“渔猎、畜牧，乃逐水草居；刀耕火种，田废必徙。居无定所，乃无恒产，无恒产则无恒心。而中原有江、河为灌，有田土之美，后稷教播五谷，民乃重迁，渐成聚落，民乃繁育，斯成中国。人之蕃也，圣人从而教之，斯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矣。四夷不知稼穑，乃不成礼仪之大，服章之美。”先进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渔猎民族，以及原始农业部族，本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
那么是勋说这些话，用意究竟何在呢？其用有三，首先：“有虞、有夏，不过河南地也；成汤居亳，乃有山东；凤鸣西岐，乃有关陇；赵之并狄，斯有朔、并；秦之灭楚，斯有荆、扬；孝武皇帝以兼赵氏，遂有交、广。或为中国人所播迁，或为夷狄而入华夏，礼仪所传、服章所布也。”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逐渐形成并且扩张到今天这一步的。
“是故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这句话后世传播得非常广泛，但究其根由，却是许衡为蒙元统治中国所编造的理论，意思是：即便夷狄，只要占据了中国土地，那也就可以算是中国啦。不过是勋今天贩卖这句话，还真不是为了夷狄张目，因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诠释——
“何谓耶？夷狄入于中国，然恶终不可胜善，丑终不可胜美，必要从其稼穑，学其礼仪，用其服章，乃可长居，此即楚之终于中国也。中国入于夷狄，斯土而未必能够稼穑，则礼仪、服章亦将日丧，乃终泯乎夷狄矣。”许衡你丫死去吧，以后我这一说才是正根儿。
“是故夷狄之地，中国之人或不可久居，是故孝武皇帝即驱匈奴漠北，而漠南今又生鲜卑、乌丸矣，以为不兴兵戈而可久安者，迂腐之见。然中国则不取漠南耶？亦非也。乃知夷狄之存也久，杀之不尽，中国退则夷狄进，漠南之不守，漠北终为中国之患也。”一定要经常性地攻打北方游牧民族，一定要牢牢守住朔、并两州，否则中原腹心之地都会遭遇危险！
“南蛮事又不同也。北地苦寒，唯生荒草，难以耕殖……”起码就这年月的技术还做不到把农业区大范围北扩，“南方虽暑，亦可播植，是以武陵蛮、山越等虽匿山林间，若得其地而作，数世之后，亦中国矣——孝武皇帝因此而伐南越，并郡县之也。”对于南方的蛮夷也要讨伐，但目的不是为了修筑一条钢铁国防线，而是继续扩张，增广疆域。
对于不同夷狄的不同态度——其实严格意义说起来，态度都一样，那就是打，不同的是是否占据其土地，是否可以使其入华（合并进中华大家庭）——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二个问题。
“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之责陈相也……”陈相作为儒门弟子陈良的学生，却去追随被孟子认为水平低幼的农家许行，孟子乃有是语——“为夏之道绝过于夷，以下从上，民乃蕃育，以上就下，民必困穷。然陈相之学于许行，得非夏而变于夷耶？乃知事有反常者也……”不要以为咱们文化先进，就必然不会被落后民族所同化了，必须随时警惕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冲击和破坏——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三个问题。
最后综合一下：“是故有稼穑之土，有耕织之劳，始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是成中国也。四夷之不如中国也，为无稼穑之土，无耕织之劳，使民困穷。中国可收其土即收之，教其民稼穑；不可收其土则逐之，使不为祸——斯乃用夏变夷，孝武皇帝收南越、五原、朔方是也。其夷狄之民困穷，乃有禽兽之性，无日不望得中国之土，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穑，遂更使中国困穷也——斯乃夏变于夷，今之五原、朔方是也。
“是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为诸夏无君，而礼仪是在；夷狄无君亦可教化，若有君必成禽兽矣！”少数民族不抱团儿，咱们就容易同化他们，一旦抱团儿甚至立国，那就危险啦——“吾前请魏王分析匈奴、乌丸各部，即为此也。”
传统中国人看待外族，鄙其落后，恨其侵扰，观点都是同一的；但对待外族的态度，却往往走两个极端：一是以为外族既然落后，那便不足为中国之患，只要教之礼仪，必能同化；二是以为外族不可教也，必须明确“华夷之分”，严防死守，才能保证中国的安靖。
就这个年月而言，大一统的强大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族尚不能威胁其腹心之地，基本舆论还是倾向于前一种态度的。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但同时对外族入侵缺乏足够的警惕心——“以为读经识礼，服中国之章，即为中国人也。而不知所滋育者不变，是终不能中国也。”
其后“五胡乱华”，第一个掀起反旗的刘渊，那就是相当汉化的匈奴贵族，史书上说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刘渊一旦回去，立变匈奴单于，而非中国君主。
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能明白这一道理，比方说“五胡乱华”，比方说“安史之乱”，比方说残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渐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对此一倾向，是勋尚无需赘言。
对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药，是勋主要教导学生们要明确“华夷之辩”，并且警惕“夏变于夷”，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问题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国礼仪、服章），而要看到深层（是否真正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汉水，问九鼎洛阳，至秦收之，始入中国。乃知用夏以变夷，亦当行之数世，始验。”
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对外族的警惕心，或许不会再蹈“五胡乱华“之渊薮吧。
宣讲完毕，即使学生自由提问。突然间站起一人来，询问道：“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为假子，有诸？何与所言相悖耶？”（未完待续。。）
第七章、为曹造势
是勋对于四夷的态度，除时论所有的鄙视外，更加一重警惕小心，他告诉学生们，别以为夷狄只是惯常在你家附近转悠，时不时蹩进家里来偷条小鱼的野猫——虽然是勋在这年月还并没有见过猫，更没听说过有家养的猫咪——你要是一个不当心，这野猫就有可能摇身一变，化作豺狼猛虎，不但偷腥，还会吃人哪！
所以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是勋还跟拓跋部打得火热，亲引拓跋等五部入降于汉，同时收了拓跋力微（是魏）做假子，就确实有点儿让人不太好理解啦——你所言与所行确乎如一吗？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是勋并不需要假意撇清，甚至不需要细致分析，他只说了几个字：“权也，用也。”这只是暂时性的举措，是为了利用他们。随即想一想，又补充一句：“四夷合，中国之祸，四夷分，中国之幸，斯谓以夷制夷是也。”
理念和手段是必须加以区分的，既统一而又矛盾，过于执著理念，手段生硬，那是迂腐，完全不择手段则必然使理念沦丧。我正是因为警惕外夷，想要分化之、打击之，进而融合之，所以才先拉一帮来打另一帮，这与我的理念并不相悖啊。
今天讲“华夷之辩”，其它的课程当中，是勋又贩卖过很多特别的理念，比方说商业问题、工业和技术问题、政府职能问题，乃至于比较粗略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等概念。讲课比起辩论来要简单多啦，主要就在于老师可以随时打断学生的言语和思路，但当老师长篇大论的时候。学生却不举手且不得允许。不可发言。所以只要预先备好了课。从儒家经典中搜寻对自己有利的语句硬塞进去，搜寻对自己不利的语句尝试曲解，再怎么诡异的理论都可貌似成理也。
再说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这些太学中的学生，还是领了号来旁听的士人（估计鱼他一定暗中收了报名费了，是勋不但在旁听生里没有见着一个平民，甚至也没有见着一个衣衫鄙旧的穷书生）。绝大多数水平不过尔尔，真提不出什么特别的问题来。就刚才那句“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为假子，有诸？何与所言相悖耶？”就算问题中比较尖锐的了。
但这些人不管再如何平庸，一旦听了是勋讲课，出门之后必然威风八面，还会本能地四处加以宣扬，是勋的理念就会因此逐渐传布出去——而且还是单方面地传布，因为这些学生并不具备对异论的辩驳能力，人若诘问。肯定说：“此宏辅先生所教也，汝若有疑。且去问先生。”但你真能跟是勋说得上话吗？你真能顺利领着号吗？
除了塞私货，宣扬自家理念之外，其实是勋如此大张旗鼓地开讲，还蕴含着另外两重目的。一是继续巩固古文尤其是郑学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使其反过来哄抬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虽说郑学经他那么一歪曲，是不是还能算作郑学，甚至还能不能算作儒学，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二，那就是尽量保持儒家的社会性功能。要知道儒至魏晋而一大变，主要就在于从曹操开始，大搞特务政治，钳制汉季以来甚嚣尘上的民间舆论，至司马氏掌权而达到黑暗顶锋，从而使得儒士不敢臧否国事，清谈之风一时席卷。玄学并非一无是处，但确实是对传统儒家的反动，从此儒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放弃了它的社会性，而只专注于个人修养。个人修养不是不重要，但脱离了对社会的分析和改造，光关起门来自省吾身，那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吃多了五石散跟地上打滚儿，光溜溜跟家里呆着还骂客人钻了自己裤裆，类似荒诞言行，亦蕴含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保守社会的嘲讽。要是连这些荒诞言行都没有，那儒士就真彻底变了乡愿啦。
当然是勋不是没有想到过，自己这么做很可能影响到曹操钳制民间舆论的政策——汉季的民间舆论有点儿太过头了，直接威胁到了政府的统治甚至国家的统一，曹操乃欲压制之也，但就此矫枉过正，反而使得全社会死水一潭——但一来他的身份终究与旁人不同，魏之初兴，言论钳制也还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后来王肃都敢跳出来挑战郑学，曹叡则用董昭言，严禁“浮华”，罢免诸葛诞、邓飏辈。这要是搁在晋朝，浮华已成全社会，起码是全儒林的风气，而谁能禁之，谁愿禁之？
所以是勋才敢于站出来说话，敢开大课，讲论经义，甚至臧否时事。另一方面，他也时不时地在讲课中掺杂进一些对曹氏篡汉有利的理论，比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