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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

凰涅天下-第2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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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可秀面色冷然,说道:“办学自然要有利可图,不然如何吸引得来商贾之辈?但这利绝非银钱之利。因钱而办学者,宁缺不可取之!”能有钱办学的豪富之商,图的也不是收那学费之利。
  
  宋之意微笑点头,宗主的意思是找那有钱办学的,而不是为钱办学的。
  
  名可秀沉吟道:“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鼓励私学兴盛。太宗至仁宗年间,朝廷曾对有声望的书院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并召见德望山长、封官嘉奖,使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太室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下,私学因之大兴。”
  
  礼部侍郎也清楚这段书院兴盛史。其后,因书院盛于官学,朝廷自庆历四年起,先后大兴官学,颁布诏令,如:规定应试科举者须在官学读满三百日;神宗时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这些诏令无疑将士子推进官学就读,对民间书院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当时官府眼中,各地应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索性将书院改为州学。
  
  譬如,学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就连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也差点被改作鼓铸冶炼所,侥幸得存;后来朝廷行“三舍法”,潭州官府便在岳麓书院外又设湘西书院,以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为官学三舍,学生依太学升舍之法递升,由此将岳麓书院与州学“合而为一”。
  
  因朝廷兴官学抑私学之策,民间书院兴办渐颓。有些书院因无人为继而废弃,譬如宋初四大书院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在创学者戚同文死后,其子孙便把屋舍入官,从朝廷换取官职而不是继续办书院。
  
  时人道:“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当然北宋书院并未“尽废”,且数量仍然有所增加,但确实是沉寂了。
  
  名可秀皱眉,“官学当兴,私学却不应抑,此二者并不相悖。朝廷持政者有种谬误观,以为甚么都要烙上‘官’印才好,茶场盐场要官府榷易,学堂要官学……却不知天下之大,单凭朝廷之力,岂可完全担负?只知捏在手心掌控,却不明放手借财借力的道理!”
  
  宋之意撇撇唇,道:“恐怕不是不明,而是害怕。”害怕私学更盛于官学。
  
  当年潭州行“三舍”,以岳麓书院为上舍,而州学却为下舍,便可见书院的教学素质已远胜于州学之上;长此以往,朝廷能不担忧么?庆历之后,赵宋皇帝几乎无一对书院行赠书、赠额、赠田之举,便是持了抑私学的态度。
  
  宋之意想到这,眯眼笑了笑,对主君提议道:“朝廷若对凤凰书院赠书……赠学田,并赐尹山长国子监博士的虚衔,便是对私学的鼓励,且以凤凰书院地处京师的号召力,其影响必远。”他本想还说赠额,话到嘴边又改了,心道赵官家那笔字较卫国师的差远了,匾额也甭换了。
  
  “此举可为。”名可秀点头赞允,又补充道,“赠赐之行宜在朝廷颁布兴办私学的法令之后。”
  
  宋之意哈哈一笑,潇洒拱手,“诺!”
  
  说罢筹思已久的私学教育,名可秀又回到春闱之事,问:“省榜可有值得关注的人才?”
  
  宋之意道:“此科礼部试的策论有二题:一为‘从两淮肃贪论吏治’,二为‘由两淮旱事论时政’,有四名考生的策论颇有称道处。”
  
  他拿出誉抄的两题八份策卷,先呈上四份,“臣等四名主副考官阅卷后,评出了前两名:头名省元是钱塘籍张九成,第二名为潮州籍王大宝。”
  
  名可秀先看张九成的策卷。
  
  “……官员治贪无监督不足以成事,须立中央和地方连成一体的监察官署……中央设廉政台,如同御史台位于三省之外,虽政事堂亦不可干涉;州府设廉政司,不拘于路州长官,独行廉政监察职……”
  
  她眼中渐流露出赞赏,谁说士子无能人,端看朝廷有无简拔人才的魄力罢了。若贡试不敢出这等针砭时弊的策论题目,又如何试得出真金实材?
  
  继而,她阅王大宝的策卷,秀眉不由微蹙。
  
  该名士子逐一批判吏部考课七项设的大而不当,譬如“狱讼无冤”这一项,守令为得上等评,往往不接诉状,每有民至衙前呈状,必以乱棍打出——没有诉讼,自然就没了冤案。王大宝在策论里愤而写道:“此岂为无冤耶?民有冤无处申诉,此即为天下之大冤!”
  
  他在另一策题中揭露官员如何治事和应对考绩:“……朝廷每行一事,必先付监司,监司再下达郡守,郡守再至县令,各将下达手续办妥后,却不向下过问朝廷策令给黎民有无带来实惠?……往至后来,无论朝廷颁下何等良法,天下人均知不过虚设空文,皆因上不问下,而下情亦不能上达。此种欺罔诞谩之弊至今不能革除,朝廷监司和地方州县,皆是如此。上下各级官员只图应付当前 
 219、枫阁议事 。。。 
 
 
  ,临到检核之时,便拼凑虚报政绩呈报……”
  
  名可秀看到这微微颔首。仅由此论,便可看出这王大宝不是空谈,必是对官员治事有深刻体察,方能写出这般触及真实的犀利文章。
  
  宋之意又呈上另两人的策卷,道:“臣等在取第三名时却有些踌躇了,于庐陵胡铨与婺州郑刚中二士子间,颇难决断。”
  
  “哦?”
  
  名可秀拿起放在上面的郑刚中的策卷,阅毕道:“郑刚中首题论吏治的策答言辞慷慨,但稍嫌空泛,然第二题却出彩——《因两淮赈灾工事论朝廷以工代赈扩修官道策》,其思大胆,却不乏论据,显见游历过四方,于修路颇有见地……”
  
  她搁下后,又拿起胡铨的首题策卷,不由笑了。
  
  该名士子竟敢大胆批驳朝廷的“离任不纠”制,道:“所谓离任后‘前事不纠’,此论谬之大矣!后任者唯得包庇隐瞒,以免责之于己……吾以为,守令为政地方,应追责到底,虽盖棺亦不能论定,况乎离任?”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如果发现官员以前在地方任上的错失,就算为官者已进了棺材也得清算到底。
  
  归总来看,张九成和王大宝的两题策论若单看未必皆高于胡、郑二士子,但优势在于不偏高某一题,而胡铨和郑刚之却是一题出彩,另一题的策答稍嫌平平,莫怪宋之意等四考官会将张、王定为头、二名。
  
  宋之意道:“胡铨此卷被李尚书评为‘才思该通,文理周率’,然胡学士与朱学士二位皆以为‘今事严查,而前事不纠’是士大夫的仁道,胡铨的策答偏激失仁,评为‘文理疏浅’。”
  
  宋代进士科的判词分为五等:第一等是“学思优长,词理精纯”、第二等是“才思该通,文理周率”——这头二等为进士及第;第三等是“文理俱通”,即进士出身;第四等是“文理中平”、第五等是“文理疏浅”——这四、五等即“同进士出身”。李纲之评即取为第二等了,而胡安国和朱震的判词却是取了第五等。
  
  “……属下倾向李尚书之评,不过与郑刚中孰为第三名,却有些犹豫。”宋之意拱手笑道,“尚请宗主提点。”
  
  名可秀沉吟不语。
  
  这时,侍立于外廊下的铁丑传音入密进她耳:“宗主,丁相至。”是侧阁相候?还是即刻进见?
  
  名可秀略一沉思,传音出去:“不必候了。”抬眸对宋之意笑说:“正好,擎升来了。”
  
  礼部侍郎微微一笑,目光略闪。
   

作者有话要说:补个备注:
傔人(qiàn rén):官员的差役。
宋代官员除职钱之外,还给发元随和傔人的衣粮。如: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的,皆有随身(侍从),其余的只给傔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观察使五十人……
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粮,其他只给餐钱。朝官自二十贯至五贯,分七等;京官自十五贯至三贯,分八等;诸司使副等官员为九等。

宋代做官真是好啊,不但管了自家的吃穿,连侍从杂役的都包了,泪目~~~~




220

220、三省改制 。。。 
 
 
  丁起入内看见宋之意,微微一怔,旋即神色如常。
  
  “参见主君!”他执礼甚恭。
  
  丁起位居宰相后,在名可秀之前称呼渐变,由“属下”至“臣”,由“宗主”至“主上”;宋之意入朝后,“主上”之称又成了“主君”。这称呼上的变化隐晦地反映了丁起微妙的心思。
  
  名可秀的追随者安插进朝廷渐多,地方官员且不论,单以京朝官来讲,位高权重当以宰相丁起为首——卫国师身份特殊,姑且不提——其次是御史中丞赵鼎,再次是礼部侍郎宋之意、兵部郎中谢有摧……有些人的身份隐在暗处,丁起未能尽知。但就他所知的这几人中,若论追随名可秀的时日属他最短;若论与名可秀的相处,他亲近不及宋之意,相知不及赵鼎,也不似谢有摧般有名可秀幼时即护持的情份……他比不了这些,唯有比其他人更恭谨。
  
  名可秀对这尊卑之礼不太看重,但人各有性情,丁起的微妙心态她也能体察几分,暗底里一笑置之,仍如往常般相待。
  
  “坐。”她随意挥了挥手,便打开丁起递上来的头份折子。
  
  丁起侧头朝宋之意打了个招呼,方退身在书案左下首的檀椅坐定。
  
  礼部侍郎唇边噙着笑向宰相拱手见礼,之后走去一边的休憩茶位,提起搁在红木茶架上的戗金刻松枝的铜壳暖水釜冲了两盏茶,端了一盏过来递给丁起,行止潇洒,又带着两分随性意味。丁起微微垂眉,双手接过去,谦和笑道:“劳烦宋侍郎。”礼部侍郎洒然一笑,“丁相客气。”
  
  名可秀一边览阅折本,眼角余光扫过两人的互动,黛眉不着痕迹的一蹙。这两人客套多过礼节了……或许,暗底还有相较之意?
  
  她唇角牵笑,暂且不作理会,看完这份《三省改制疏》,心头暗赞了声丁起能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时机推进暗谋已久的官制变革。
  
  这个时机是指清流和皇帝的异动。
  
  去年五月时,学士院的两位翰林学士即上书赵构,说朝廷《官制纲目》确定了宰相、辅相之职,然政事堂至今仅一相,宜早擢德才有资者佐贰宰相,使朝堂处事决事更周云云。
  
  这意思说白了,就是指当前政事堂唯丁起一相独大,不利于相权制衡。
  
  这自然合乎了赵构的心思,做皇帝的没谁愿意某个臣子一手独揽朝政大权,即使腹心之肱骨也无例外。便如赵佶这等经年不朝的“懒官家”也对祖宗传下的那套朝臣制衡之策用得娴熟,蔡京权重便以赵挺之制,继以张商英、王黼制,将政事堂诸相的任免掌持自如。
  
  学士院的奏本被赵构留中不发。之后,江南、两淮大旱,丁起于赈灾济荒上布政得当,有条不紊,学士院的章奏便沉寂了下去。然而,七月时,赵构以“经学深醇、讲经精深”为由,将兼职皇帝经筵侍讲的给事中胡安国进龙图阁学士、朱震则迁翰林学士。十月,又以胡安国为翰林学士承旨,即学士院的长官。
  
  学士院全称是翰林学士院,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学士不掌实权,仅是皇帝的咨政顾问,带“知制诰”的翰林学士则分了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之权,可为皇帝起草诏书。因翰林学士近侍皇帝备以谘事,和宰相的外朝相对,又被称为“内翰”,往往因皇帝的信任而出任执政。
  
  赵构虽未批复学士的奏本,却先后擢朱震、胡安国为翰林学士、学士承旨,即隐约表明了态度。
  
  因此新年过后,徽猷阁直学士范冲便上了道奏折,分别荐举吏部尚书李纲和学士承旨胡安国为尚书左、右丞。
  
  这尚书左右丞原为尚书仆射的副职,职掌尚书省的督省政务,左丞负责左三部(吏户礼),右丞负责右三部(兵刑工),并非宰相之职,但宋神宗的元丰改制取消了原来的副相——参知政事,而以尚书左右丞代之,此后,尚书左右丞便等同于副相,可入政事堂参政议政。
  
  学士院奏举李纲、胡安国为尚书左、右丞,既是出于士大夫对相权制衡的考虑,更是缘于清流派对丁起处政的不满,尤其谤议他未力阻制举的更弦易张,致商贾工匠之流也能立于官仕,有坏朝廷纲纪和士儒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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