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新证-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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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修是乾隆年间的事。下一次重修则为道光五年了，见毛帲�生《休复居文集》卷四叶五《仪真修鹾院记》一文。其中有云：然使者既处郡斌，或往益疏，地既斥卤，垣楹易欹，虽屡营饰，仪驳不章。

简直与全氏所记无异。二次营葺之后，虽又〃　堂庑闳閤，庭阿牖序，辉丽坚殖〃　，然百年之下又颓坏如故。

此外，傅仲辰《心孺诗选》卷之八叶三有一个诗题，其中说到这个使院未废时的情形：广陵鹾署：碧梧翠柏，分柯交映，连云则棨戟同辉，拂曙则牙旗并丽。

这就许是曹寅在日的情形了。

和曹寅、李煦同时有交的人所作的记载，较为亲切，今引李果的一篇，以为本节之结束：李果《在亭丛稿》卷八叶六…　七仪徵江亭记出扬州茱萸湾，六十里为仪徵县。县治南门外为两淮盐漕御史掣盐所。其西出口为大江，为沙漫洲，而掣盐所过闸少转出委巷为小河，为大江夹套，流纤缓，地平旷，有田陇村落，草木蒙茂，康熙岁己酉，署御史曹公楝亭视鹾，其明年莅仪徵，相其址，扫棘棒，筑亭其上。继之者为李公莱嵩，复益屋数楹，翼其傍。盖两使君燕游地也。登其亭，后视则风樯从空中行，水禽江雁，翔集沙际，江南诸山，可跂足而望。而盘古山尤近。予于壬辰年客使院，时李公方任御史事，时招宾僚，饮射于此间，呼渔人张网捕鱼为乐。予与莱州韩广文、丹阳杨处士、同里申进士，尤恒至。按曹、李两公，以江宁、苏州织造递视鹾务，曹以明察，李以宽和，无烦扰以树威，风清吏肃，奏免累年商欠帑金几百万两，又赈恤灶丁，两公加惠商民，补敝救灾，见于政事如此。而李公尝获大猾某，按之法，饬巡吏，严赏罚，口岸私盐之贩绝少。因得于退食之馀，从容休息，江亭吟啸，可谓能吏矣。古人登临山水，于我见山水，亦于山水中见我，则山水之情与我合。前游者有人，后游者有人，得之于心目而境为我用，大地之化机，日以不穷而益新，有真意寄焉故也。世之为吏者，亟亟若不克江，其视两公，相去为几何耶！子自壬辰至戊戌，屡游其地，九月偕二客重登是亭，如逢故人，因为之记。

「附记」

按李果追叙曹、李巡盐的年份有误，参看第七章。

黄进德先生考察了明、清两代历次篡修的扬州地方志书及清代盐法志，将关于真州盐院的各条记载详录惠永，并根据资料撮叙概要，惜篇幅所限，不及备引。据黄先生所考：两准盐法察院，清仍明旧址，署在扬州旧城内开明桥东南（今扬州市院大街、院东街之间，新华中学内）建置情况以嘉庆《两淮盐法志》所记为最详。附近有淮南、淮北商人会馆。察院下辖淮南北批验盐引所。康熙初又扩建大使衙署，规制亦如察院。察院为当时巡盐御史常驻之所。雍正四后以盐政居郡城日多，使院渐就倾圯。

第五章雪芹生卒生卒年在一个作者事迹中是首先要考查清楚的。而曹雪芹的生卒，却始终并未清楚，过去都只以胡适考证的〃　结论〃　为根据。胡适的说法，中经修改，过去的就不用赘叙，单说最后的〃　定论〃　，是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而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一），得年四十五岁。他定雪芹卒年，还有所依据，因为甲戌本卷一正文开始时有一条脂批，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壬午便是乾隆二十七年。这似乎是不成什么问题了。谁知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敦敏的《懋斋诗钞》里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癸未春天作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说：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这就发生了问题：如果雪芹真在二十七年除夕死了，敦敏如何还能在二十八年上巳前三天约他去赏花饮酒？再看这本诗集排到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敦敏才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弔雪芹》一诗，这一点再与敦诚《四松堂集》的《挽曹雪芹》诗，下面注明〃　甲申〃　而且是甲申开年的第一首诗这个事实来合看，则雪芹本系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癸未除夕死去的，次年敦敏兄弟才挽弔他，绝无可疑。

我初次得见的《懋斋诗钞》，是个清钞本，年月次序，清楚明白，诗是编年顺录的，按内容推到这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癸未年春天。而其前二首的题下也正注明〃　癸未〃　二字，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一诗又有自注云：〃　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　自丁丑越七年，正是癸未（注意传统算法，凡说越几年，都指〃　连头带尾〃　共包括几个年头，经历几个干支，不是〃　核实〃　了满十二月才为一年的意思）。因此敢说癸未年并无错误。

迨后又见到了原底稿本——圈选以备付刻的底本，事情更清楚了，底稿本是随作诗随续抄上去，本来就是按年照月，连〃　编〃　都用不着的。这再不会错。这个底本因付刊前要删割有避忌的诗（清代曾获罪的宗室如敦家，写作是要非常小心的，不然就要惹祸），遗有空白处，后来收藏者〃　燕野顽民〃　得到此本，见有脱粘等处，怕有零落，因此略为粘缀修整，并为此写下识语。未想这却引起有些研究者的误会，说诗集的次序不可靠了，被他搞乱了。其实全非如此。想证明此本并非编年的提出了一些论证，但都难成立。

再说，癸未年的〃　上巳前三日〃　，即三月初一正是敦诚的三十岁整寿，敦敏〃　代简〃　的含意是邀请雪芹来给敦诚过生日。又敦诚在甲申开年作挽雪芹诗，自注说：〃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从作诗人说这话时往前推〃　数月〃　，当然是前一年癸未年的某月里。如果曹雪芹早在〃　壬午除夕〃　死去了，那么就成了先死的父亲因〃　感伤〃　后死的殇儿而〃　成疾〃　的怪事了，也断不可通。乾隆癸未年北京曾发生严重痘灾，幼儿死亡殆尽，亦正合榫。

不执着孤立的一点，综合地看证据和所联系的事情，我认为曹雪芹确是卒于癸未年的除夕，合公元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

至于脂批的话，是记错了。史书、碑版、文章，误记干支的例子，简直多得不可胜举，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为什么对脂砚斋的〃　壬午除夕〃　四个字又信他〃　除夕〃　呢？这很好理解，一个人在大年除夕逝世，这样一个日子不会记错。情理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能囫囵吞枣。

若说起生年，就更麻烦。胡适之所以推为生于康熙末年，毫无根据，只有两个理由：一是根据敦诚挽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　的话，断为曹雪芹〃　至少〃　活到四十岁（为什么不能是〃　至多〃　活了四十岁？他却没有说）二是因为雪芹如果生得晚，〃　就赶不上曹家的繁华〃　了，所以要把〃　四十年华〃　放长五年，特意叫他〃　赶〃　到康熙末年，经一经所谓当年的〃　繁华〃。后一论断实在可笑得很。

我的看法却两样。我们应该相信敦诚的话，在别无旁证可求的条什下，只能暂按四十岁的年寿，把雪芹生年推为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或迟早各一二年，自属可能，但无法确定。）如果照胡适之说，生在康熙五十七年，死在乾降二十七年，活了〃　四十五〃　岁，那么挽诗说〃　四十年华〃　，还勉强可通，如果照后来王利器先生的主张，认为曹雪芹是颙之〃　遗腹子〃　，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则是活了四十八九岁，——这一来就更不对头了，在旧社会里，是没有人肯为亡友〃　减寿〃　的，如果挽一个四十八九岁死去的人不说〃　五十年华〃　而偏说〃　四十年华〃　，那就是太没情理，迹近开玩笑了，我想敦诚比我们知道得总要清楚些。

现在再就胡适的那个〃　赶繁华〃　说几句。假如曹雪芹真个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职籍家北返时，他算起来已十一岁，该把南京情形记得清清楚楚。但雪芹书中于此，正面一笔都没有。依胡说他是要写当日南京的〃　繁华〃　的。那么为什么要写的主题反而一字不写——或是一字写不出？足见他并不记得。此其一。又如第五回宝玉向瞢幻道：〃　常听人说金陵极大〃　，脂砚的批说：〃　常听〃　二字神理极妙！也可以从侧面窥见雪芹之对于南京的印象遗存不多，他只能从旁人嘴中〃　听说〃　而已。〃　十一岁〃　的雪芹如果这样记忆薄弱，是说不通的。若依我所推生于雍正二年，到六年北归，刚刚五岁，其记不清南京，便不足怪。说列这里，则要雪芹〃　赶上当日的繁华〃　一节，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实，即使雪芹真是生于康熙五十七年而在〃　十一岁〃　上离的南京，他又有什么〃　繁华〃　可赶？他祖父在康熙五十一年已经死去，接着人亡家败，惨不可言（看笫七章自明）。要他〃　赶繁华〃　，早生五年六年，正是糟糕！——赶上了最坏的几年。〃　赶繁华〃　至少得早生十五年才行，换言之，雪芹须活五十五岁。那么，〃　四十年华〃　的诗怎么交代呢？迨后又发现了敦诚的《鹪鹩庵杂记》（记字后笔改为〃　诗〃　，不可据。此本系〃　杂记〃　用的册子，改钞了诗，但不得因此而造〃　杂诗〃　之名），其中挽雪芹的诗原是两首，其〃　四十年华付杳冥〃　句作〃　四十萧然太瘦生〃。这是最可注意的，诗人两次定稿，改动顿大，〃　四十〃　二字独无更易，可说是大书特书，明白无讹。难道可以推诿为事出偶然？如照〃　四十年华〃　实推，还有一点可作旁证。曹家的命运，从雍正初年倒霉之后，到乾隆皇帝上来，又曾小小〃　中兴〃。雪芹如生于雍正二年，到乾隆元年为十三岁，还未成丁，所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于元年开始征集档案资料时不曾载入〃　曹霑〃　一项，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如果他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元年即已二十二岁，早达成丁之年，那么《氏族谱》为何已载曹天祐而不载曹霑其人　？＇…＇综合我的证据，我坚持我的意见：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甲辰）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合公历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实际的年龄约是三十九年半。

「附记」

曹雪芹的生卒，引起很多纠纷，由于我是〃　祸首〃　，应当负责任交代下原委。

一九四七年秋，我根据敦敏的诗句，草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副题〃　《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　）一文，原为自存。适有师友来函征及文稿，遂为介与刊物编者，后乃刊于天津《民国日报》〃　图书〃　副刊第七十一期（十二月五日）。次年同刊第八十二期登出《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一短文，中云：〃　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的弔诗互证。。。。，（引者按，指弔诗亦在甲申春初。着重点皆引者所加），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又说：〃　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最要紧。。。的是雪芹若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的繁华时代了。〃　我于是写《再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年》一文，发表于同刊第九十二期（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进行答辩。

该副刊于其第九十五期（六月十…　日）又登出俞平伯先生《关于曹雪芹的生平致本刊编者书》一文。其中涉及生卒年的意思是，说不出我所推考的生卒年哪里错误了，只是曹雪芹生年既然赶不及曹家〃　全盛〃　时代，则以《红楼梦》为雪芹所自叙就可疑了，曹雪芹该是曹寅的儿子才合适云。

以上还都是解放前的陈迹。解放后，本书出版时，适逢作家出版社重订《红楼梦》，卷端介绍作者时，在生卒年上采用了拙说。俞先生对此似乎很不满，就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学遗产创刊号上（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发难，登出《曹雪芹的卒年》一文，批评〃　周君标新立异〃。又隔半月，和俞先生紧密合作的王佩璋先生又在同刊第三期上发表《新版红楼梦校评》，在对作家出版社新版严厉批评时，再进一步，指责出版社采用拙说〃　发生了不良影响〃　（并无具体论证理由）。于是该出版社公开检讨版本时，连拙说也成为〃　错误〃　而被检讨在内。

我在此情况下，曾分头致函于学遗产》与作家出版社，对这种做法表示意见，并要求声辩，寄上了答文。都不获申理，文稿由学遗产》退回来。

但是，在我无法答辩的同时，文学研究所方面却继续对此问题不断寄予关注。

例如，到一九五七年五月出版学研究集刊》第五册时，就又发表了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它》的专文。同时先后俞先生在撰文设注时，更时有涉及。何其芳先生《论红楼梦》（亦同时发表于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