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新证-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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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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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红楼梦新证》＇ 注1＇李希凡蓝翎
周汝昌同志所著的《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 《新证》〃 ），自一九五三年出版以来，到现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已经销行了三版，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最近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相并行的一部书。然而有些人在批评到《新证》时，却往往把它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同等对待，以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新证》一笔抹煞。我们认为，《新证》和后二者有所不同。在三十九万字的《新证》里，作者在考证工作上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了某些传统的错误。
作为一部考证和《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有关问题的著作，周汝昌同志在〃 写在卷首〃 里，曾经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的任务：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便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 注2＇正因如此，所以也就必须首先从这方面来评价《新证》作者的工作。
胡适、俞平伯都作过《红楼梦》的考证工作。胡适高唱他的考据是〃 历史的考据〃 ，〃 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认为《红楼梦》的考证工作，〃 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但是，他在这方面所考证出的成绩，却是微乎其微。俞平伯除了引伸或说明胡适的结论，并附带一点〃 趣味〃 的〃 考证〃 外，自己也很少独创性的考证成绩可言。真正在《红楼梦》考证工作中，对作者及其家世提供出比较丰富的材料的，在目前来说，《新证》还是主要的一部著作。
否定胡适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绝不等于否定考证工作的必要性，而《新证》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因此，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新证》的考证成绩，可以概括成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新证》对《红楼梦》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较之过去的〃 红学家〃 ，提出了很多可珍贵的资料。尽管作者对〃 政治背景〃 还存在着片面的错误的理解，有些成绩也是不自觉作出的。但这些考证材料的提出，对于理解《红楼梦》的内容，确实有一定的帮助。
通过〃 史料编年〃 一章（虽然这也是最浪费笔墨的一章），人们可以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记载中，了解到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将近百年的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倾轧情况。从曹家世系的官职中，也可看出清朝满汉地主阶级相勾结的残酷统治。清代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镇压和奴役各族人民，他的某些官吏有着几代承袭的特权——政治、经济上的任意妄为、奢华靡费、残酷剥削的特权。曹寅、李煦在江南一带任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的职务时，曾因所造成的巨大亏空，而屡次陈请〃 继任，以谋偿补〃。这对了解《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史、王、薛〃 四大家族〃 的所谓〃 护官符〃 的黑暗政治与封建贵族阶级生活的豪华奢侈，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康熙南巡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 廉洁皇帝〃 的行为，给他的臣子造成了多少残酷剥削人民的借口，拿着老百姓的〃 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一样〃 ，就正是他的〃 德政〃。第二，《新证》对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批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同志对《红楼梦》的〃 写实〃 、〃 自传〃 说的观点，并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概括着自已的生活经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传性特点的小说，和〃 红学家〃 所理解的〃 自传〃 、〃 写实〃 说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一个是坚决提倡艺术的典型概括；一个是坚决排斥艺术的典型概括。因为它们虽然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小说形象的主要基础，但由于不拘囿于真人真事，进行了深广的艺术概括，仍然是能够创造出光辉的典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样的作品。而所谓〃 自传〃 、〃 写实〃 说，是认为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包括他自己的和别人的），没有加以任何的选择和艺术的概括，更没有渗入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而只是很客观地、冷静地记录这些现象。这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的文学观点，可以导致种种荒谬的结论，这是必须加以批判和反对的。
《新证》能够整理出曹雪芹的家世事迹，尤其是从曹寅到曹雪芹的一段，这对于了解《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社会和贵族大家庭的生活内容，以及作者的经历对他创作的影响，是有帮助的。对曹家由盛到衰的较详细的考证，特别是对标明着这个封建贵族家族由盛转衰的主要时代，即从曹寅到他的儿子曹颙、曹畹氖贝目贾ぃゲ粼釉谄渲械囊恍┎徽返乃得魍猓鼍筒牧侠纯矗芬研鹗龀霾芗摇ā“倌晔⑹馈ā〉纳罹跋蟆Ｕ饩陀兄诼壑ぃ合癫苎┣壅庋囊桓鑫按笞骷遥艽醋鞒龇从匙耪鍪贝母丛拥木衩婷驳木拗逗炻ッ巍罚娜肥歉爬ㄗ抛髡咚Φ纳缁峄肪臣捌浼彝サ纳蠲婷玻獠⒉蛔阄妗�
第三，从上面的一个问题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正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过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样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创造出像贾宝玉、林黛玉等贵族青年的叛逆形象和悲剧性格，描绘出封建统治者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以及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
但是，肯定《新证》在考证上所获得的成就，也决不意味着完全肯定其观点和方法的正确。《新证》的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不仅妨碍了作者正确评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也大大妨碍了作者应该作出更多的成绩。其原因不单是〃 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 ，而是并不了解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规律的真实内容。
周汝昌同志在《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一文里，曾经说过：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果在斛放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又接触《红楼梦》这一题目，在考证方法上就会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笔者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贾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 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就是最突出的证明。＇注3＇作者能够认识并虚心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但《新证》的错误，却不是简单的如作者所说的，只是〃 在考证方法上〃〃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周汝昌同志曾一再说明：〃 曹雪芹小说之为写真自传，却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了，丝毫再没有疑辩的馀地〃＇注4＇，并且声言《新证》的〃 主旨就在于对勘这部小说的写实性，一切材料，都拱卫着这一个目的〃＇注5＇，即为了达到证实《红楼梦》是〃 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的最终目的。换成胡适的话说，就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 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 的〃 平淡无奇〃 的自然主义作品。用俞平伯的话来说：〃 《红楼梦》作者底最大手段是写生〃＇注6＇。〃作者底态度只是一面镜子，到了面前便须眉毕露无可逃避了，妍媸虽必从镜子里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镜子却不能负责。〃＇注7＇在自然主义〃 自传〃 说的观点上，《新证》和胡、俞取得了一致，并且用全部的考证工作发展了这个观点，所不同的只是《新证》删削了〃 新红学家〃 们的自相矛盾的说法，突出地强调了〃 自传〃 说。
周汝昌同志在谈到写《新证》的动机时说，〃 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寻找《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注8＇这样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能仅仅相信动机而不看他的实际行动以及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注9＇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检查《新证》的内容，《新证》的错误观点是比较突出的。
我们以为，《新证》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所谓〃 社会政治背景〃 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作者在〃 引论〃 中虽然谈到〃 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 注10＇ 但是，他并没有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发展的历史情况，来论述证明这一判断，以当作曹雪芹从事创作的真实的历史背景，而仅仅是把社会政治背景理解为曹家的家世。扩大一点说，是把社会政治背景简单地归结为与曹家家世有关的封建贵族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同时，文学作品的社会政冶意义，也不能被理解为它机械地影射了那些历史事件，而是在于通过艺术形象反映了什么，这些艺术形象具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亦即文学的倾向性。由此可见，作者对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见解是错误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究竟为什么进行那样多的烦琐考证了。
〃 人物考〃 一章的错误，就在于作者较之胡、俞更加强调了曹、贾混合为一的说法。在考证曹家的家世时，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家的家世补其不足，在考征到贾家的家世时，又将已考出的曹家的家世搬回来证实。在这里，除去少数有真实历史凭据的以外，大部分是臆想揣测之说。即使作为一个家谱看，《新证》所列的曹家世系表，也有一部分是为了附会《红楼梦》的人物表硬加上去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其目的虽是企图证明〃 写实〃 、〃 自传〃 说之无误，结果，却由于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客观上也就把自己的〃 写实〃 、〃 自传〃 的说法否定了。在考证一个家族的世系时，只能根据实际材料排列，不能乱加揣想，更不能以〃 圈〃〃点〃 代替并不存在的人物。《新证》固然在形式上列出了两个完全相同的世系表，但实际上却并不完全是尊重客观事实。如果在家谱上可以加以任意地删削增添，那么，也就可以列出很多无关的姓氏相同的世系表，变成了天下〃百姓〃 同归一家。
这一章中最无意义的部分就是关于曹家几门亲戚的考证。考证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环境，自然是可以涉及到和他有关的亲族，可是，《新证》在这方面的考证却是远离开了实际的需要。例如，因为曹雪芹的曾祖姑母嫁给甘体垣，就大量地列出了甘家的世系表、家谱等。依据同样的方法，还列出了李氏、傅恒和福彭等的家世，横枝蔓延，几无止境，而他们和曹雪芹以及《红楼梦》却很少有什么瓜葛。这样即使考证得再详细，也不过借研究《红楼梦》的机会，替他们整理一下家谱，而对帮助读者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这种琐细的考证，是同周汝昌同志把《红楼梦》的内容理解为〃 精剪细裁的生话实录〃 的看法密切相联的。它们妨碍了读者对《红楼梦》中作为艺术形象的人物性格实质的认识。
〃 籍贯出身〃 一章，也同样远离了和作者直接有关的家世事迹的考证，竟上溯到曹雪芹的远祖时代，这正是周汝昌同志对社会政治背景的狭隘理解的具体表现。他在〃 引论〃 中曾说，〃 曹雪芹之能有这一部小说的伟大成就，文学天才自然不能不是一个因素，但我们尤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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