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工-第6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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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林重合作的念头，只是他先前对中国人的怨念太深，此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主意来和中国人握手言和的。
“海因茨尔先生，你觉得我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其他情况吗？”
埃米琳环顾四周，发现除了海因茨尔之外，其他的同行者都已经围到李松身边去了，大家聊得欢声笑语的，让人怀疑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来给中国人找茬，而是跑来与中国人联欢的。既然海因茨尔是现场唯一一个保持了矜持的人，埃米琳也只能向他求计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让欧洲人找到自己的共识。”海因茨尔咬牙切齿地说，“我们的目的是保持欧洲对中国的技术优势，遏制中国的风机产业发展。但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和中国人讨论合作的事情，这与我们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如果这样一点小小的利益就能够让我们放弃了原则，那么整个欧洲将成为一团散沙，我们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
“我承认，你说得很对，这是每一个欧洲人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埃米琳礼貌地向海因茨尔表示了赞同。她同时知道，海因茨尔已经黔驴技穷了。没错，当一个人向你大谈原则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没有其他的话可说了。
第八百五十六章 不知不觉间的逆转（）
冯啸辰一向料事如神，但他这一回的预言却并未应验。博瓦德带领的欧盟调查团并没有灰头土脸地滚回欧洲去，反而一个个欢天喜地，忙着和中国的风机制造商和配件商洽谈代工和采购事宜，仿佛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来向中方兴师问罪，而是上赶着来谋求合作的。
随着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加之全球节能减排风潮的兴起，风电和太阳能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能源投资领域。妨碍风电和太阳能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成本问题。由于风机价格长期居高不下，风电成本远远高于化石能源发电的成本，导致风电场除非有政府津贴，否则根本无法与传统的火电相竞争，而这又导致了风机企业的市场开拓受到了影响。
如今，中国人借助于廉价劳动力以及规模生产带来的节约，把风机价格一口气降低了三成有余，这让欧洲的风机企业看到了机会。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把风机转移到中国来制造，或者哪怕仅仅是采用中国制造的部件，都能够大幅度地降低风机价格。
价格降低了，他们就能够游说欧盟各国增加风电建设规模。他们在每千瓦风机中能够获得的利润不会下降，而销售的风机增加了，这就意味着股东能够赚到的钱增加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吗？
至于说把生产转移到中国来，会不会导致欧洲的产业空心化，以及会不会导致欧洲工人的失业，这就不是这些企业高管要考虑的事情了。就业与福利的事情，难道不应当是由政府去操心的吗？欧洲各国的税收高得吓人，政府收了这么多的税，多操点心有什么不对呢？
分别前往几处的调查团遭遇的都是同样的情况，博瓦德和埃米琳看着先前杀气腾腾的企业高管们变脸如翻书，一个个与中方人员勾肩搭背，亲密得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也实在是有些欲哭无泪了。
你们的节操呢？
你们的脸呢！
“博瓦德先生，我们是不是应当想办法阻止他们这种行为？”各路调查团回到京城之后，埃米琳找到博瓦德，向他问道。
“阻止？怎么阻止？”博瓦德没好气地反问道。
“凯尔公司和林重风机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凯尔公司表示要把他们的15兆瓦风机制造核心技术无偿转让给林重，条件是林重为他们代工制造用于葡萄牙比什普风电场的200台15兆瓦风机。在这项合作中，我们至少蒙受了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是我们欧洲的核心技术被中国人获得了，二是比什普风电场的业务实际上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而我们原来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为欧洲创造400个就业岗位的。”埃米琳说。
博瓦德叹道“我那边的情况也是如此，道林公司表示要把自己的风机减速器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新民液压公司，由新民液压公司为他们贴牌制造风机减速器，道林公司未来只负责减速器的销售。你是知道的，道林的减速器占了欧洲风机减速器40的市场，如果他们把这项业务转到中国来，他们在欧洲的企业至少要裁员2000人。”
“难道你没有阻止他们的这种行为吗？”埃米琳问。
博瓦德说“我怎么阻止？新民液压公司建立了一条年产15000套减速器的生产线，智能化程度远远超过了道林公司。他们的减速器出厂价比道林公司的成本还低30，即使道林公司不与他们合作，他们也会在两到三年时间内把道林公司的市场全部抢走。道林公司这样做，只是一种自保行为而已。”
“也许，我们应当规定在欧洲新建的风电场，设备中欧洲本土化制造的比例不应低于50……”埃米琳下意识地说，说完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似乎恰是欧盟前一段与中国扯皮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当时是中国人提出了国产化率达到50的要求，而欧盟则是高举着自由贸易的大旗，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取消这个规定。
“我们办不到。”博瓦德说，“欧洲的那些风电投资商不会接受我们的要求。此外，就算我们办到了，对中国人也不会产生什么损害，因为未来的风电建设热点是在中国，他们仅仅依靠本国的风电市场，就能够成长起来。而欧洲如果实行自我保护的话，最终只能在技术上落后于中国，永远地失去竞争力。”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失去竞争力了。”埃米琳说。
博瓦德说“我想，我们至少保住了研发上的竞争力。道林公司的奈伊先生对我说，他们把减速器的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来之后，就可以专注于减速器的开发与设计，中国仅仅是他们的代工者而已。”
埃米琳点了点头“好吧，但愿这是真的。”
“愿上帝保佑欧洲。”博瓦德抬起头，看着京城上空的雾霾，自我安慰道“不管怎么说，把生产环节搬到中国来，至少减少了欧洲的污染排放。”
欧洲调查团离开了。除了博瓦德、埃米琳以及海因茨尔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的调查团成员都觉得不虚此行。他们此次只是简单地考察了中国风机企业的生产情况，与中方初步商定了合作意向。未来，各企业还会派出正式的考察小组和谈判团队，来与中方商议具体的合作方式，这就不需要赘述了。
“冯总，我真是服你了，这样一局死棋，居然让你走活了，而且还反败为胜，从欧洲人身上又割了一大片肉下来。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这次欧洲调查团里的各家企业，和咱们国内企业商定的代工意向和采购零部件意向，价值不少于40亿欧元。欧盟组织这么多人大老远地跑过来，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送走一干欧洲人之后，徐振波拍着冯啸辰的肩膀，感慨万千地说。
冯啸辰说“徐司长过奖了，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这局棋，我们占了势，让谁来下都输不了。我们今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0多万亿，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基建规模，我们也不可能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成本也就降不下去了。”
“哲学上不是说过吗，量变导致质变，咱们的风机产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吧？”徐振波也拽起了理论。
“不止是风机，能源、电力、钢铁、机械，各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冯啸辰说，“我给你讲个数字，1966年到1980年，咱们全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700毫米以上板坯连铸机，一共是5台；1981年到1990年，是9台；1991年到2000年，是12台。从2001年到现在，你知道是多少台吗？”
“这我哪知道？”徐振波笑着斥道，“你是搞装备制造的，成天和这些数字打交道。我是搞外贸的，不涉及到进出口的事情，我哪能知道？”
冯啸辰乐呵呵地说“到目前为止，投产的有88台，另外至少还有20台在2010年之前能够投产。也就是说，从2001年算起的10年间，我们投产的大型板坯连铸机，至少是108台，相当于1965年至2000年之间投产总和的4倍。”
“10年时间，相当于过去35年时间的4倍，这不相当于10年等于140年了？”徐振波咂舌道，“真想不到，咱们不知不觉之间，就走到这一步了。”
这样的数据，其实徐振波也是知道一些的。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各领域都开始全面发力，外贸方面也是如此。现在中国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30年前的近300倍。此外，困扰中国多年的外贸逆差问题，时下也已经全面反转，变成了大额的顺差。国家的外汇储备翻着番地往上涨，目前已经涨到了2万亿美元的水平。
徐振波70年代就在做外贸工作，算是“老外贸”了。他们这一代人当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外汇短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出口创汇”。在那些年代里，但凡涉及到出品创汇的事情，几乎具有超越一切的特权。凡事只要说一句是为了出口创汇，各部门都会大开绿灯放行。
为了出口创汇，各地区、各单位不惜赔本甩卖，宝贵的石油、煤炭、铜矿、锡矿等等，全都是出口创汇商品。人家拿一台设备，就能够换走我们一船的矿石。与之相关的各种段子也是层出不穷，最恶搞的是说日本人买了我们生产的煤炭，运到东京湾去填海造陆，等着有朝一日全球煤炭耗竭的时候，再挖出来用……
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中国也不再需要出口资源来换取外汇，相反，我们还要花费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进口资源。用网上那些小年轻的话说，什么外汇储备，不就是美国人印的绿色废纸吗？存在那里有什么用，还不如拿去买点石油回来。至于说买的石油太多，一时用不完，那也不要紧，找几个山洞灌进去，啥时候不够用了再抽出来就是了。
从卖煤炭给别人填海，到买石油回来灌山洞，这样的逆转，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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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五十七章 丘马铜矿（）
“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在徐振波感慨于自己经历的惊天逆转之时，在大洋彼岸一处大型露天铜矿的采矿场旁边，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在发出同样的惊叹。
这是智利的丘马铜矿，铜金属储量40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不久前，由中国红河渡矿业集团牵头，罗冶集团等若干家企业入股组建的一家投资公司，以约合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成为矿山的第一大股东。
坐在轮椅上的这位老人，是红河渡矿业集团的前身原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名叫邹秉政。20多年前，为了解决罗冶自卸车销售的问题，冯啸辰前往红河渡铜矿，与邹秉政进行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说服了邹秉政接受罗冶自卸车。在那之后，红河渡铜矿不仅不再拒绝国产矿山装备，还拿出资金，在矿山成立了一个国产装备实验研究中心，帮助罗冶、林重等矿山机械企业改进技术，优化产品。
那一次，冯啸辰用来说服邹秉政的道理，正是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出口矿产资源来换取先进装备，而是应当发展自己的装备制造业，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生产的装备来换取国外的矿产资源。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邹秉政也早已从矿务局局长的位置上离休，赋闲在家。不过，离休后的邹秉政依然积极支持国产矿山装备的研发，很多次红河渡铜矿与罗冶、林重等企业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都以红河渡老领导的身份站出来，要求铜矿方面以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于小集体利益。
邹秉政在红河渡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为人正派，继任的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都是他昔日的部下，因此他说话是非常管用的。他的那些老部下听从他的安排，与罗冶等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屡屡在心里感叹当年那位20刚出头的重装办年轻干部对老邹的洗脑真是太彻底了。
冯啸辰当年预言中国未来将要去开发国外的矿山，而把自己的资源封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对于这一点，红河渡的干部们大多数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那个年代，“外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所在，哪怕是在“外国”的范围内排名靠后的南美国家，相比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先进的。指望外国人买中国制造的设备，再用他们的矿产资源来偿还，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可是，这一天居然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