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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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邱勇、左六生，谭阳春埋怨道：“不用陪就不陪，难道我们还搞什么名堂？怎么说也是一级党委政府啊！”
袁晋鹏说：“孔书记作批示，县领导还不如临大敌？怕我们袒护金德水，倒也可以理解，进来打声招呼算不错。”
“我不相信金德水能有什么问题，查吧！”谭阳春说。
对于金德水，谭阳春、袁晋鹏有足够的信心。类似能干而无私的人有如沙中金，太少了！偏僻的周家村只有二十八户人家，全部是湖南移民，因七十年代修建韶山灌区从湘乡县集体迁居而来。金德水是周家村小组组长。这几年，他带领大家种桑养蚕和模式化养猪，共同致富。去年，周家村粮食、蚕茧、菜籽油、茶油、生猪全面丰收，人均纯收入五千多元，轰动一时，多次被省报甚至中央级媒体报道。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派人专题调研后，称周家村模式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一条成功之路”。何况，金德水谦和友善，乐于助人，没有私心，这么完美的人竟然被告到省委一把手那里，实在令人费解。
袁晋鹏惦记着水库，送走邱勇几个人，便下了楼。刚发动吉普车，谭阳春赶下来，说也去看看。考虑中午要陪邱勇吃饭，他们就近去了十几里外的公鸡岭水库。这是七十年代初修筑的小一型水库，东、南、北三面高山环绕，西面是高大厚重的堤坝，约三百米长。堤坝里的水沿着蜿蜒的山势漫开来，水位明显比前两天高了。山洪挟裹下来的泥沙未及沉底，呈浑浊的黄色，给人汪洋一片的可怕感觉。
袁晋鹏面带忧色：“再下几天很危险，涵洞泄洪太慢，我们开启涵洞晚了一点。”
“连续下了四天暴雨，该停了，要有也是零星小雨。泄洪时间不好把握，前两年，把水放了，结果几个月不下雨，下游的水稻、蔬菜遭了旱灾，被老百姓骂个臭死。”谭阳春说。
袁晋鹏不解地说：“今年真是奇怪，通常是南涝北旱或者北涝南旱，要么全国风调雨顺，哪里有南方北方同时遭这么大水灾的道理？”
谭阳春说：“不是说厄尔尼诺现象吗？我们这里没有大江大河，问题大不到哪里去。只是现在早稻抽穗扬花，恐怕损失不小啊。”
袁晋鹏仍然担心泄洪太慢，走近一孔涵洞：“改成溢洪槽就快了。”
谭阳春说：“去哪里要那么多钱？打过报告，上面不批。”
回到镇政府，看到县委办的吉普车停在大门口，谭阳春说：“他们这么早回来，金德水肯定没问题。”
事情不出谭阳春所料。告状人是周家村的周中秋，春节时，他回湖南走亲戚，听到表舅吹嘘和孔令春是亲戚。他因宅基地和蚕桑贷款的事有点不爽，便写了一封告状信让表舅转交上去，说金德水如何有意刁难他。今天，邱勇、左六生去调查，他却主动承认错误，说错怪了金德水。去年，县城建局为周家村做了村建规划，新房子一律建到新村去。周中秋申请在老房子旁边建房，金德水不同意。后来，其他几户人家也申请在老房子旁边建房，金德水也不同意。这样比较，他觉得没有被另眼相看。蚕桑贷款的误会，他也慢慢弄清楚了。去年，镇财政扶助周家村小组蚕桑生产两万六千元低息贷款，金德水把贷款指标给种桑十亩以上的农户，自己种十五亩桑树，却分文未要。他只种了四亩桑树，没有拿到贷款指标在情理之中。
邱勇叹道：“金德水真是一个好党员啊！这次我们顺带看了村小组的账本，他一九八五年担任村民小组长以来，应得的津贴、奖金分文未领，帮农户结算粮款、外出为群众办事的费用全部自理，从不分摊。”
“这么好的人，还有人告到省委去！”谭阳春愤愤不平地说。
左六生说：“孔书记难哦，家乡亲戚找，不批几个字怎么交差？”
袁晋鹏笑道：“是啊，大领导也有三亲六戚，总得给点面子吧。这次，周中秋主动认错，倒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不至于让你们为难。”
雨终于渐渐停了，袁晋鹏松了一口气。但各地防汛抗洪的消息又让他绷紧神经，丝毫不敢懈怠。八月一日，湖北省嘉鱼县合镇垸溃决，十九名解放军官兵在抢险中牺牲；八月七日，长江九江大堤发生决口，五日后堵口成功；八月二十二日，松花江出现一百五十年一遇的洪峰；八月三十一日，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救灾中，晴川地区因灾死亡近百人，直接经济损失五十多亿元。但总体上顺利，没有出大问题。不过，地委书记韦德昌在另外一场特殊考试中陷入困境，成为媒体的焦点。
八月，晴川地区各地开始收购早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老百姓交粮不积极。原因很简单，五月份开始持续闹水灾，早稻产量大幅度下降，而粮站还要代扣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如果卖粮不多，代扣之后，几乎没有现金拿回家。可是，农民不交粮，税费便没有着落，将使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陷入困境。每年八、九月份是乡镇干部工作最忙的时候，忙的就是“催粮”——镇、村干部上门上户催农户去粮站交粮，以便代扣税费。如果农户坚持不去交粮，镇、村干部就强行开仓扒谷，直至粮款足以缴纳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
风起于青萍之末。与平安县相邻的东巴县地处晴川平原南部，沃野连绵，是晴川地区最大的粮仓。八月初，粮站开秤收粮，但主动交粮的农户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各乡镇纷纷组织干部上门“催粮”。谁料，今年“催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陆续有干部和农民发生激烈冲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八月十九日，东巴县有六个乡镇政府机关遭到大量农民围攻、打砸，多名干部被打伤，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八月二十一日，冲突波及晴川地区七个县二十三个乡镇。次日，副省长茅思退坐镇东巴县。紧接着，省委一把手孔令春莅临晴川，亲自指挥处理“八·一九事件”。
这起恶**件范围广、影响大，轰动一时。九月初，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晴川开展调查。此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超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首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首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首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首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超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超过去年的数字。问题在于，晴川地区缺乏应有敏感性，值此大灾之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央规定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必须落实到村到户，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税费减免指标”。
调查组刚走，韦德昌即将免职的说法沸沸扬扬地传开来。韦德昌知道这次惹下大祸，心里没底，又不便到处打听，只好闷着。别人说什么，不去理会。暗中抓紧收拾残局，免得一旦免职，手忙脚乱。过了半个月，议论渐渐平息。韦德昌却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忐忑不安。好在是历练已久的官场老手，每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该下乡就下乡，该开会就开会，该作报告照样口若悬河作报告。晴川人感叹说，韦德昌背景大，这么大的事都抹平了。
这天晚上，韦德昌难得没有应酬，吃完饭和老婆到附近散步，接着赶回家看新闻联播。有人嘲笑新闻联播固定模式：领导很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很乱，风景这边独好。可做到了正厅级领导干部，看新闻联播还真的不可或缺，否则你就摸不到风向，感受不到潮流。韦德昌最近心中忐忑，更是每期必看。新闻联播之后是焦点访谈，竟然是晴川的事情！他当即懵了！看下去才知道，与“八·一九事件”无关，是曝光地区检察院违规办案和坐收坐支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背上凉飕飕的，不管怎么说，事情又发生在晴川地区。一个月时间，寂寂无名的晴川地区竟然连连出头露脸，轰动全国！“八·一九事件”尚且未了，检察院的事情岂知没有中央领导批示严办？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块坠入池塘的石头，瞬间沉了下去。
国庆前夕，几桩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韦德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张守拙接任地委书记。其他人也受了处分，最惨的是东巴县，书记、县长被降级调离，又撤了十几名科级干部。检察院的事情惊动了最高检，检察长被免职，其他责任人受了点不痛不痒的纪律处分。
袁晋鹏以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没有关联，无非看看热闹。向阳镇统筹提留费征缴也不理想，好在平安无事，没有闹出什么恶**件。可是，没过多久，地委宣布谢建平调任东巴县主持全面工作。他得知消息后，既为老领导高兴，又有一丝惆怅。谢建平此时调离，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乡镇换届临近，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守拙正值壮年，阅历丰富，自信而思路清晰。按照常理，他刚来晴川，一年半载不会调整人事。可是，乡镇换届在即，东巴县怎么办？这次空出三个肥缺，检察长、东巴县书记、县长。他觉得，检察长是他手上的“刀把子”，不能配得太急，敷衍了事。但东巴县委负责人必须马上到位，否则耽搁乡镇换届。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后，他快刀斩乱麻，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张守拙提议谢建平担任东巴县委主要领导，有人说，平安县的计划生育还戴着“帽子”呢。张守拙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规定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就让谢建平先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主持县委、县政府全面工作。”平安县的县长暂时空缺，由常务副县长临时主持县政府工作。
第20章 决不放弃，不蒸馒头争口气（）
换届临近，形形色色的人事安排版本大行其道，县里的中层领导干部普遍进入一种微妙的兴奋状态。一些人明知自己原地不动，仍关心别人的升降去留。如同暂时休场的演员，身在后台，心在台上，前台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袁晋鹏最近心绪不宁，谢建平的突然调离，让他措手不及。人在官场，不管你多么优秀，没有“靠山”就没有底气。本来，镇长转任镇党委书记，不算什么难事，况且刘贞吉是组织部长。他担心，谢建平和周秋水面和心不合，殃及自己。
这天下午，刘贞吉打来电话，约袁晋鹏见面。刘贞吉没有具体说什么事，他也没问，明摆着就是换届的事情。傍晚到了县城，他让小崔开车走了，独自去找刘贞吉。刘贞吉住在县委集资楼，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到了三楼，他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提着一大包东西站在刘贞吉家门口，迟疑不定地敲门。门没有开，却传出了刘贞吉的声音：“小伙子，不要敲了！回去吧，有事明天上午到办公室谈。”
袁晋鹏看出怎么回事，上前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回去吧，刘部长不在家里见客人。”
小伙子似乎认识袁晋鹏，顿时一脸绯红，转身走了。
刘贞吉听出袁晋鹏的声音，开门出来：“到你家去看看，还没有到过你家呢。”
这个时候组织部长忙得不可开交。尤其到了晚上，你在家里，人家找上门来，你躲到办公室，人家也追到办公室，甚至提着大包小包。
袁晋鹏说：“刘老师，当领导不容易哦，单是应付这些人就要花费不少气力。”
刘贞吉正色道：“晋鹏，拒绝是一门学问啊。一个领导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