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皇后-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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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韩保香长相端庄，个性淳良谨慎，深得仁烈王后喜爱，因此被人嫉妒，向王后进谗言，但王后对韩保香深信不疑，还让她担任大君的保姆，享寿八十余岁。
朱由校看到这里知道了，这个韩保香就是这一次朝鲜美女团队的管理人。她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女官，而不是朝鲜君王的女人。
这个资料得归功于王辉让人查出来的。那些女人全部交给李甜去处理，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明天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朝鲜使团。
此时的光海君仍然是朝鲜的君王，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惹怒了我大明朝所有人。如果不是历史已发生了偏移，光海君决不会如此善意的派出使团来大明朝见。
“让人去跟皇后娘娘讲一声，今天时间太晚了，朕有事情要处理，就不到坤宁宫去了，让她早点休息。”朱由校吩咐完人去通知李甜早点休息，他又继续埋首整理那些可用的信息。
光海君的对手已经在蠢蠢欲动朝内反对他的声音可以说沸沸扬扬，朝鲜内部的内乱如果处理的不好，会让朝鲜国崩溃。
可朝鲜内政不稳，显然也不是自己喜欢看到的所有消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的内政稳定下来，但是君王的人选要重新考虑。
那么就让他来看看光海君的对手历史上的仁祖是怎么样进行政变的。
仁祖反正：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二日夜，西人党的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1300名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阳城，训练都监的2000名军队倒戈相向，在绫阳君（后来的朝鲜仁祖）的别墅内会合，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光海君的政权。
二十八岁的叛乱主谋绫阳君李倧登基，是为朝鲜仁祖；仁祖以仁穆大妃的名义下颁布懿旨，宣判光海君的罪行，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将光海君贬为庶人。
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
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带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斥责，然后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
在清朝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朔日卒，享寿六十七。
而世子李祬在仁祖反正后，被流放到江华岛，之后挖地道欲逃出围篱，失败被抓，赐自尽，光海君一脉断绝。
当时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国家，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况且明朝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
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
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军门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
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还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
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
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
194章 大国的优势（）
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二十一世纪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
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以后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国王李焞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给中国皇帝的奏疏是为了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
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朝官员所看到的情况不全面，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
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现二十一世纪看来也有点过分，因为中国怎么记述历史必有他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简单翻一下旧案，倒是对如今的明朝关系、朝贡体系有一点有益的认识。
对于当今时代大国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一个比较之后的认识。无论是古代中华的朝贡格局，核心力量，首先是经济军事力量。
过去明国与朝鲜通过朝贡贸易使得朝鲜受到恩惠，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消除日本的威胁，从而对朝鲜具有一种强制的号召力。
更为重要的是，明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力量，通过纲常伦理这种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具有对属国的文化号召力。
无论明朝、清朝，只要他们具有这种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并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了当时“普世价值”下的国际秩序，那么就会使其畏惧，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笼其中，不得不尊奉这种价值观下所统御的一切，这就是“软实力”。
慢慢接触明朝的一切，朱由校的心里，越来越热爱这个国家，他想把民国的理论，通过科技文化向世界传播，让所有地方都有汉家文化的存在。
幸好他有李甜陪伴，李甜空间中的一切为他提供了不少助力。
如果他真的跟那个光海君一样，也许面对大明朝内忧外患的局面，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就搞定。
想到这里就一下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非常幸运的遇到了李甜。
现在真想躺到地身边去紧紧抱住她，可是夜已经很深了，不想再去打扰李甜的睡眠，今天晚上就独自一人，住宿在乾清宫吧。
天还没亮，有小内侍进来服饰朱由校穿衣洗漱。他要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了，皇帝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拥有了权力，同样的义务也很沉重。
“陛大，朝鲜的使团多次派人来求见，他们真的急切的想见到陛下，今天能否安排人来呢？”魏忠贤收到了大量的礼物，不得不提前为那些朝鲜棒子说上一句话。
朱由校知道，魏忠贤一定收到别人的贿赂，不过水至清则无鱼，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了，目前的魏忠贤还是挺能干的。
“你让人安排让那两位翁主去拜见皇后，看皇后怎么安排。女人的那些事交给皇后来处理，你把大致的经过和背景告诉皇后，在皇后处理时，帮助她就好。”朱由校吩咐完就让东厂的这个掌权下退下。
用过早餐没多久李婷就在坤宁宫中得到消息。原来她今天有有机会见见朝鲜的美女翁主，虽然那些女人有可能是来争夺她丈夫的人。
可是朝鲜人一向守礼，这一点在以前看过很多电视剧里面就深深认识到了，所以她对那类礼多的美人印象特别好。
李甜对白兰说：“可以把小太子他们也打扮一下，说不定到时候客人要见他们呢，也让客人们沾沾我们宝贝的喜气。
听说朝鲜国的太子只能称为世子，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感到很好奇呢。”
白兰难得见到娘娘这么俏皮的时候，难得娘娘今天心情好，她也凑趣：“他们的公主不能称为公主，只能称翁主。就是对我们大明国的礼敬，娘娘见到他们可不能客气，必须摆正了威严，让他们都好好的见识一下我们大明国的皇后娘娘是多么的美丽高贵。”
下午的时候，李甜见到了朝鲜美女。看起来不仅美丽，重要的是气质上温柔的像水一样，果然那一个国家出来的女子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柔的像水。
见到真人，果然跟电视剧里看的一样很美呀。
李甜指着那个身穿粉红色朝鲜服的少女问道：“你就是叶枫翁主吗？今年多大了？”
叶枫翁主羞涩的脸，起身把礼节做到了极致，口中恭敬的回答：“回上国皇后娘娘的话，小女今年十四。能见到娘娘是小米的荣幸，却让小女为娘娘奉上恭喜太子殿下和公主殿下满月的礼物。”
说完极其恭敬的上前几步递上她的礼单。那一串串数字李甜就不去看了，只是交给了旁边的女官。
少女隐下眼中失望的眼神，在小翁主的心目当中，她那一张礼单上的礼物可以说是倾齐他们朝鲜国的所有珍宝。
没想到上国的皇后娘娘零一眼都不瞟，就扔给了旁边的女官，难道大明国真的像父王口中说的那样极其富有和强大吗？
少女小翁主的眼神还不是很老练，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女光狠狠掐了她一下，让她恢复正常的神态。
李甜可是坐在高高的凤椅位置上，另一个朝鲜女人的举动，她当然看在眼里。
开口询问：“叶枫翁主，你边上这个女官是你什么人？
194章 大国的优势（）
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二十一世纪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
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以后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