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崛起南海-第7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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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都是进了官场，一文两武，文的在宁波某县当县太爷，武的两人中，一个在杭州府当上了捕快头子，另一个则是在宁波府的水师中任了个把总，与当初许心素的仕途起点倒是一个水平。
石迪文对于这个水师把总有点兴趣，因为宁波府的水师在许裕拙的形容中完全就是整个大明数得着的无能之辈。当然这种无能不仅仅是其战斗力的低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宁波水师跟舟山群岛的海盗团伙有许多灰色利益链条存在，使其不但没有成为打击海盗的拳头，反而是扮演了海盗保护伞的角色。这种表现在已经成功驱逐了十八芝的福建水师看来，自然就是无能之极了。
石迪文也不指望这个许家子弟能有多强的能力，他只是很想通过这个人去了解宁波水师与海盗之间的利益纠葛，从而找到瓦解这种利益链条的方法。当然如果这个人能力够强，胆子够大，那海汉也可以想办法扶持他上位，甚至送他一场荣华富贵也不在话下。
但谈到后面，石迪文意识到许心素的精神明显已经撑不住了，注意力也开始涣散，想必也是年岁大了，加上奔波了一天的疲劳所致。于是石迪文便主动终止了谈话，与许心素相约第二天再接着谈。
第二天上午的会晤中，许裕拙没有再出现，石迪文认为他应该是去为之后的行动作准备去了。许心素接着昨晚的话题，继续介绍自己潜伏在浙江的人马。石迪文今天将询问方向转到商界，许心素向他提供了两个人选。
其中之一是在杭州做丝绸生意，在府城开有一间绸缎庄。海汉从大陆购买的杭州丝绸，几乎都是出自这位经营的绸缎庄。另一人则是在宁波府做水产买卖，自己名下有十多条渔船，百余名水手，出海的渔获主要就是卖给宁波当地的酒楼饭店，生意也还算将就。
石迪文暗暗在自己心中给这卖水产的打了个记号，他既然名下有船又时常需要出海作业，想必对于舟山群岛的海盗状况也比较了解，如果有机会，倒是可以跟这位提前接触一下，从他那里收集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谈到这个份上，就算已经说明了这些人的身份，许心素依然还是没有提及这些人的真实姓名。石迪文认为可能要等到海汉这边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之后，许心素才会交出所有的信息，让海汉与当事人直接联系。虽然石迪文对于许心素的小心谨慎有一点点的不满，但想想这些人都曾经是许氏一族的希望所在，许心素这么小心翼翼，似乎也情有可原了。
双方就此连续密谈了两天，然后共同商定了几个人选，石迪文拿着花名册回澎湖与钱天敦继续商议行动计划，而许心素这边则是派了信使秘密赶赴浙江，与选定的几人进行联系。
第834章 潜伏者（）
宁波府位于钱塘江出海口，杭州湾南岸，是浙江沿海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聚居地之一，早在七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在这里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唐开元年间在这里设立了明州州治，为之后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明洪武年间，沿海地区全部实行海禁，唯有明州一处例外，继续对外开放海上贸易。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为了避讳国号，便采纳了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府更名为“宁波府”，而这个称呼也一直沿用到后世，直到穿越者们来到这里之前，这片地区依然使用这个明太祖所定下的地名。
由于这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大明唯一一处对外贸易港口，因此在明朝早期就成为了大明东部最为繁华的海港城市。当然了，伴随商船和财富而来的，还有令大明朝廷头疼不已的海盗倭寇。巨大的利益作用之下，海盗团伙与贸易港口居然以一种畸形的关系伴生共存下来，并且成为了宁波府辖区内一块难以割除的毒瘤。
不过后来随着其他东南沿海港口或明或暗地开放了海上贸易，宁波府原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大半，广东、福建的港口也逐渐开始在区域内分流了原本只能去宁波府进行贸易的海商。到眼下这个时间，位于浙江的宁波府在海贸方面比起南边的漳州、泉州、广州、香港等地基本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势，而海汉出现后给大明海贸所带来的交易量，也因为浙江这边的地方保护之风盛行，而没能对宁波府和浙江的其他州府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
不过相较于内陆地区的一些州县，拥有地理优势和百年积累的宁波府仍然算得上是相当富裕的地区，这里从事海贸的商人不比长江以北地区的江淮盐商们赚得少，“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在宁波府至少有好几家大户符合。当然了，这些大户虽然也多少有些官方背景，但比起广东李继峰、福建许心素，实力还是略有差距，毕竟能拥有私人武装作为后盾的富商在大明仍然是异数，如果不是山高皇帝远，加上他们在地方上根基太深，这两个违禁无数的家伙估计也早就被锦衣卫打了无数小报告，已经关进天牢待秋后问斩了。
相较于这种无数双眼睛盯着的大富豪，民间还有许许多多不那么起眼的小富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直接经营海贸，但其从事的产业在本地的消费水平带动之下，也造就了这些人成为家财万贯的一方富商。
胥克便是宁波府众多小土豪中的一个，他所从事的行业倒也是靠海吃饭，做的便是海产买卖。胥克手底下有十来艘海船，每月至少例行出海一次进行捕捞作业，偶尔也顺带着帮其他商家从附近的岛屿上带些货物走私上岸，一年下来几万两银子的入账是能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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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府位于钱塘江出海口，杭州湾南岸，是浙江沿海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聚居地之一，早在七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在这里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唐开元年间在这里设立了明州州治，为之后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明洪武年间，沿海地区全部实行海禁，唯有明州一处例外，继续对外开放海上贸易。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为了避讳国号，便采纳了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府更名为“宁波府”，而这个称呼也一直沿用到后世，直到穿越者们来到这里之前，这片地区依然使用这个明太祖所定下的地名。
由于这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大明唯一一处对外贸易港口，因此在明朝早期就成为了大明东部最为繁华的海港城市。当然了，伴随商船和财富而来的，还有令大明朝廷头疼不已的海盗倭寇。巨大的利益作用之下，海盗团伙与贸易港口居然以一种畸形的关系伴生共存下来，并且成为了宁波府辖区内一块难以割除的毒瘤。
不过后来随着其他东南沿海港口或明或暗地开放了海上贸易，宁波府原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大半，广东、福建的港口也逐渐开始在区域内分流了原本只能去宁波府进行贸易的海商。到眼下这个时间，位于浙江的宁波府在海贸方面比起南边的漳州、泉州、广州、香港等地基本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势，而海汉出现后给大明海贸所带来的交易量，也因为浙江这边的地方保护之风盛行，而没能对宁波府和浙江的其他州府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
不过相较于内陆地区的一些州县，拥有地理优势和百年积累的宁波府仍然算得上是相当富裕的地区，这里从事海贸的商人不比长江以北地区的江淮盐商们赚得少，“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在宁波府至少有好几家大户符合。当然了，这些大户虽然也多少有些官方背景，但比起广东李继峰、福建许心素，实力还是略有差距，毕竟能拥有私人武装作为后盾的富商在大明仍然是异数，如果不是山高皇帝远，加上他们在地方上根基太深，这两个违禁无数的家伙估计也早就被锦衣卫打了无数小报告，已经关进天牢待秋后问斩了。
相较于这种无数双眼睛盯着的大富豪，民间还有许许多多不那么起眼的小富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直接经营海贸，但其从事的产业在本地的消费水平带动之下，也造就了这些人成为家财万贯的一方富商。
胥克便是宁波府众多小土豪中的一个，他所从事的行业倒也是靠海吃饭，做的便是海产买卖。胥克手底下有十来艘海船，每月至少例行出海一次进行捕捞作业，偶尔也顺带着帮其他商家从附近的岛屿上带些货物走私上岸，一年下来几万两银子的入账是能有保证的。宁波府位于钱塘江出海口，杭州湾南岸，是浙江沿海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聚居地之一，早在七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在这里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唐开元年间在这里设立了明州州治，为之后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明洪武年间，沿海地区全部实行海禁，唯有明州一处例外，继续对外开放海上贸易。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为了避讳国号，便采纳了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府更名为“宁波府”，而这个称呼也一直沿用到后世，直到穿越者们来到这里之前，这片地区依然使用这个明太祖所定下的地名。
由于这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大明唯一一处对外贸易港口，因此在明朝早期就成为了大明东部最为繁华的海港城市。当然了，伴随商船和财富而来的，还有令大明朝廷头疼不已的海盗倭寇。巨大的利益作用之下，海盗团伙与贸易港口居然以一种畸形的关系伴生共存下来，并且成为了宁波府辖区内一块难以割除的毒瘤。
不过后来随着其他东南沿海港口或明或暗地开放了海上贸易，宁波府原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大半，广东、福建的港口也逐渐开始在区域内分流了原本只能去宁波府进行贸易的海商。到眼下这个时间，位于浙江的宁波府在海贸方面比起南边的漳州、泉州、广州、香港等地基本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势，而海汉出现后给大明海贸所带来的交易量，也因为浙江这边的地方保护之风盛行，而没能对宁波府和浙江的其他州府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
不过相较于内陆地区的一些州县，拥有地理优势和百年积累的宁波府仍然算得上是相当富裕的地区，这里从事海贸的商人不比长江以北地区的江淮盐商们赚得少，“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在宁波府至少有好几家大户符合。当然了，这些大户虽然也多少有些官方背景，但比起广东李继峰、福建许心素，实力还是略有差距，毕竟能拥有私人武装作为后盾的富商在大明仍然是异数，如果不是山高皇帝远，加上他们在地方上根基太深，这两个违禁无数的家伙估计也早就被锦衣卫打了无数小报告，已经关进天牢待秋后问斩了。
相较于这种无数双眼睛盯着的大富豪，民间还有许许多多不那么起眼的小富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直接经营海贸，但其从事的产业在本地的消费水平带动之下，也造就了这些人成为家财万贯的一方富商。
胥克便是宁波府众多小土豪中的一个，他所从事的行业倒也是靠海吃饭，做的便是海产买卖。胥克手底下有十来艘海船，每月至少例行出海一次进行捕捞作业，偶尔也顺带着帮其他商家从附近的岛屿上带些货物走私上岸，一年下来几万两银子的入账是能有保证的。宁波府位于钱塘江出海口，杭州湾南岸，是浙江沿海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聚居地之一，早在七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在这里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唐开元年间在这里设立了明州州治，为之后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明洪武年间，沿海地区全部实行海禁，唯有明州一处例外，继续对外开放海上贸易。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为了避讳国号，便采纳了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府更名为“宁波府”，而这个称呼也一直沿用到后世，直到穿越者们来到这里之前，这片地区依然使用这个明太祖所定下的地名。
由于这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大明唯一一处对外贸易港口，因此在明朝早期就成为了大明东部最为繁华的海港城市。当然了，伴随商船和财富而来的，还有令大明朝廷头疼不已的海盗倭寇。巨大的利益作用之下，海盗团伙与贸易港口居然以一种畸形的关系伴生共存下来，并且成为了宁波府辖区内一块难以割除的毒瘤。
不过后来随着其他东南沿海港口或明或暗地开放了海上贸易，宁波府原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大半，广东、福建的港口也逐渐开始在区域内分流了原本只能去宁波府进行贸易的海商。到眼下这个时间，位于浙江的宁波府在海贸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