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航班-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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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地效没有去过黄埔，为了力求谨慎，上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结果……有说门票15元的，又有说完全免费开放的；有说要登记证件的，又有说不需要的；有说不许拍照的，但是网上却又有那么多内部景物照片……实在是让地效莫衷一是。
为了省得麻烦，本文设定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有错失的地方，方家勿笑）
在纪念馆前自拍合影——嗯，这个纪念馆题词还刚好是徐帅的题字，看着那个题字，陈政委感觉有些微妙——站在这80年前的建筑群前——好吧，黄埔军校本部在1938年的时候已经被日本人炸毁，现在看到的是解放后复制的——三个革命老前辈互相看了看，都觉得心情特异。
“什么感觉？”最后，还是董老先开口问道。
“该怎么说呢？”陈政委思索了一下，这才道，“感触良多，不过最大的想法还是：不知道孙先生到底出于什么考虑，才让那个人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并进而走上了中国第一人的位置——最后搞出来那么多事。”
“如果抛开他反革命的立场，只看能力的话，孙先生的选择倒也不算差。”作为辛亥革命元老的董老似乎了解一些密辛，“建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培养革命军的中低层军官。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建军思路跟列强中相对落后和穷困的日本学习比较现实，再加上孙先生那个人对日本的态度和想法……所以选择一个留日学生来担任校长几乎是必然。”
“那也可以选择蔡锷，或者蒋百里呀。”顾作霖开口道，“嗯，好吧，考虑到政治影响，也可以选何应钦啊。”
“何婆婆？”董老愣了一下，笑了，“就那个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觉得像是当校长的料？别说校长了，你觉得，他是个当头的料？”
想想自己这半个月来看到的何应钦以后几十年的表现，缓缓点头：“确实，那个家伙不像是能当一把手——这么说，常凯申当校长几乎是必然结果？”
“孙先生手上没有别的人了……至少在他看来，没有更适合的人了。”董老看着那矮小的门坊，缓缓道。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2（）
缓缓行走在这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一路陟罚得失，臧否人物，倒颇有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感觉。三人要么是那些风云事件的鼓动者，要么是亲历者，最起码也是受影响者，说起各自当年在种种事件中的经历和所作所为，都不胜唏嘘，
这样的交谈中自然少不了各种“干货”，比如董老偶尔会冒出“我记得那个时候某某人如何如何”，又或者顾作霖会来上一句，“我记得《申报》那时候刊登过一篇说这事儿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云云。
这样的谈话不用说肯定会引起有心人注意——好在纪念馆里游人不多，就算偶尔有人听到，再看看三个人的装束气质，也只会以为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如果不是历史学大拿，那么怎么各种往事秘辛信手拈来？^…^）在给学生们授课，所以倒也没有人特别在意。
直到来到了孙中山的铜像前……
“不管怎么说，作为终结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人，孙先生对于中国革命的功绩，都不能抹煞。就算最后他把常凯申扶持上台，造成后来许多波折，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没有常凯申，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随时可以资助别的张凯申，李凯申——比如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汪精卫。”
董老话说到这里，顾作霖，陈政委两人还没有表示同意，旁边忽然有人插嘴：“那么这位老先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人都聚集在孙大炮身边呢？”
三人转头看去，原来是个小年轻，跟魏承恭差不多年纪，着装很干净很精神——嘛，这是顾作霖和陈政委的看法。而两人会有这样的评语则是因为旧时代的影响，在那个时代，基本上看一个人的穿着情况就能知道他的很多状况。
相比之下，来到2017比较久，对这边世界更为了解的董老就不再有这个习惯了。
听闻眼前这个小子称呼孙中山先生为“孙大炮”，顾作霖和陈政委还不觉得什么，两人对于孙中山没有多少了解，又亲眼目睹民国那个要死不活的样子，这一切让他们对民国的那个所谓“国父”都缺乏尊敬。
而董老就微不可查的皱了皱眉。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以后，特别是在来到2017这边，亲眼目睹了现代中国之后，虽然已经认识到孙中山主张的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过他毕竟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感情上，还是不能对昔日领导完全割舍。
这里要说两句，董老追随孙中山，这个“追随”可不只是泛泛而论，而是担任相当的要职。1919年，他曾与张祝南代表鄂西靖国军赴武汉转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蔡济民被害的事实经过，并请求孙中山惩办元凶方化南、唐克明等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董老在同盟会的地位，不说是封疆大吏，起码是一军统帅。
话扯远了。总之，听到面前这个小年轻对孙先生不礼貌，董老有些生气。以他的年龄身份和学识，其实不该跟一个小年轻一般见识的，不过这时候却忍不住想要反驳几句。
“那么，按照这位小哥的想法，孙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董老问道。
这是论战的技巧之一：被人反驳的时候，不要忙着怼回去，而是首先要确定对方的论点，然后才能设法或驳倒对方的观点，或证实己方的观点。如果茫茫然怼回去，那就像打仗的时候只守不攻——而且还守御得很笨拙——一样，除非你有着绝对优势的实力，否则是赢不了的。
“哦，顺便一说，抛开政治观点，他的年龄起码比小哥大得多。所以即使出于礼貌，也应该称一声孙先生，是吧？”不等这个年轻人回答什么，董老又跟了这么一句话，明着是指责对方没有礼貌，暗里其实是剥夺对方的气势。
对一个年轻人这样用心，我是不是有些太认真了。说完以后，董老又有些好笑。
年轻人果然上套，虽然“哼”了一声，不过满满的气势果然就因此泄了，“孙大……孙中山么，说得好听点是个糊涂蛋兼软蛋，好心办坏事；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欺世盗名。”
“怎么说？”董老还没有答话，顾作霖饶有兴致地问道。他对孙中山本人也没什么尊敬，听到有人黑，完全是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准备煽风点火。
“难道不是么？”年轻人看来对历史是相当有研究，把孙中山嘴炮革命，临战先退，募捐圈钱，收集萝莉，跪舔日寇，出卖国家利益之类种种被网友总结出来的“黑历史”一一罗列出来。说到最后，咬牙切齿，就差没有高呼口号“打倒孙大炮”了。
董老心道不妙。这小子着眼于孙先生的私德，这个东西没法验证，那就很难驳倒他了。这一点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验证过——比如章太炎怼孙先生的时候，孙先生也无法自辩，只能摆出一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做派。
看来，自己能争到的最好结果也无非就是“各自存疑”而已。
“小哥你说得这些都没有证据啊。”顾作霖在一边问道。他对孙中山并无什么感觉，听到有人黑孙，保持的心态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于是饶有兴致地诘问，或者说煽风点火。
“谁说没有，这不有很多专着么？”这小哥看来很有些认死理，居然拿出手机，直接上网搜索“孙中山黑历史”。
陈政委微微有些意外，看看那个年轻人拿着手机翻找资料，再看看手里的“相机”，越发感到一种不真实。
“董老，你怎么看？”跟年轻人聊得够了，顾作霖看着董老，笑问道。
“怕是起中山先生于地下，亦难自辩吧。”董老苦笑道，“也许是无可奈何，也许是阴差阳错……”看看那个依然愤愤的年轻人，还是艰难地说了一句，“……也许确有其事。
不过我们这些没有实际经历过那些事，没有实际面对那些情况，也就无从知道孙先生当时的想法，以及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了。”
看年轻人还想说什么，董老微微一笑，指了指一边的塑像底座：“年轻人，无论你怎么能说，都改变不了这上面铭刻的文字，不是么？”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3（）
谈天说地这种事情，只要不是话不投机，那就绝不会仅限于一个话题，就像那阙《临江仙》所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董老和年轻人他们显然不属于“话不投机”这个范畴，虽然年轻人刚刚才被董老一句话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于是两边结伴同行，同游纪念馆，一路走下来，也是一路山南水北，国共争端，中日战争谈论。会来参观这种纪念馆的年轻人，知识结构基本可以想象得到；董老他们的知识虽然不如这个年轻人广泛和系统，但是胜在精深，而且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掌握远远超过这个年轻人，这就能一眼看透很多历史事件的本质，还能把这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个是年轻人暂时做不到的。
所以两边都对对方很是佩服——不但不是“话不投机”，简直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留个号吧。”临别之际，年轻人请求道。
陈政委和顾作霖面面相觑，就算是董老，对于如何使用微信，也还不是很熟。最后不得不让年轻人自己加了好友。
“这个东西，究竟能干多少事情啊。”回去的路上，陈政委看着手里的智能手机感叹。
“我到现在看到这边的人拿着这个付账买东西，都有一种好像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的错觉。”顾作霖也道，“才80年啊，世界就变得让人不认识了。”
“抛开那些很方便的小用处，这东西主要还是个联络工具，”董老道，“虽然功能纷繁复杂，看上去强大无比，但是说到底，所有的功能无非都是联络方式，把持有者和朋友，和社会，和整个世界随时随地联系到一起——只是能把这样的工具做得这么小，让我们这些旧时代的人，很难想象罢了。”
“很贵吧？”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东西在这边可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须品。你应该也看到了，这边的人，基本上人手一个。所以小魏也不得不给我们准备了一堆。”董老说着话，示意大家看人行道，时间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人行道上行人不少——边走路边玩手机的自然也很多。
顺便一说，他们现在正在步行回家途中。此刻的公交车肯定挤得满满的，打的有些贵，他们舍不得花那个钱。于是三人边漫步边等车，准备在公交车上的人较少的时候，再上车。
就当是游览广州市了。
“我前两天看党史，上面说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民公社的奋斗目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看起来，这个目标好像有些太小了。”顾作霖抬起头来，看看高不可攀的摩天大楼，“不过，以后再跟老百姓宣传社会主义，心里倒是更有底了。”
“嗯？此话怎讲？”陈政委愣了一下，“顾政委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们的宣传？”
“就算本来有所怀疑，到了这边，看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建设成果，也不会怀疑了，对吧？”顾作霖对陈政委的话不以为意，“只是，陈政委你别告诉我，在我们那边，我们对老百姓，对部队的指战员宣传‘革命胜利后的生活’的时候，你心里不打鼓。”
陈政委默然。作为政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抓部队的思想建设，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告诉战士们革命胜利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本质上，这也是历史上所有造反者的根本策略：许诺给民众一种“好日子”，然后让民众为了实现这种“好日子”跟随着反抗当权者。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潜台词就是大家都可以当有权有钱人。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到张角的“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再到李自成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的“均田免粮”，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等等，莫不如此。区别只在于历代的造反者要么没有成功，要么在成功后找不到完成许诺的方法，或者干脆就是把许诺当放屁；而马列党不单找到了完成许诺的方法，且还实实在在去做了——而且做得不错。
话题扯远了，总之，马列党要造反，也必须许诺给民众一个“好日子”，而且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这个“好日子”也应该有更多、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