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逍遥王爷-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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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
“唉，不得不说的是，这波斯民族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啊，当然某些方面还是令人不敢恭维的”李泰嘴里喃喃道，闭上眼睛，回忆起这段日子的生活。嘴角扯了个好笑的弧度，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
波斯人对饮水是很重视的，他们不喝不流动的水，通常喝流动的河里的水。在后世人们没有发现他们用井水的记载和迹象。一些比较富有的贵族，即使是出门，也要带上自己经常喝的那条河里的水。曾经，希罗多德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王在出兵作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在国内充分准备好的粮食和畜类。此外，他还带着专供波斯国王饮用的水，这水是从流经苏撒的科阿斯佩河中汲取来的。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一批骡马拉着的四轮车跟随着，上面载运着贮藏在银坛里面的、煮沸了备用的科阿斯佩河的河水。”
为了迎接大唐的军队，波斯人将水与粮食送去，真是有趣啊。而自己泡澡的水亦是从河流中特意运来的，不得不说，波斯人是个勤劳的民族啊，不似古代中国那三个和尚被渴死一般，他们喝水可都是去河边运的。“真是个奇怪的民族”李泰再次出声，声音中很有趣味。
波斯人总是喜欢在酒酣之际谈论最重大事情，而且对其中重要情节进行详细地讨论。然而，决定的时候则不是此时，而是次日清晨。如果第二天清晨，参与议事的人都清醒了，而且对昨天的事还记忆犹新，并对所议之事没有异议，他们就按酒醉时所议的方案进行。如果其中有人觉得不妥，他们就把事情放在一边，另外寻找机会进行讨论。
波斯人是一个喜欢饮酒的民族，见到醇酒之后，他们便会失去自控喝个没完没了。他们赞成客人畅怀大饮，并对喝得过量的人表示佩，但是禁止喝得过量的人当众呕吐。他们认为这是相当不礼貌的事。
但这个民族最令人奇怪的却不是这些。波斯人统治西亚和中亚之后，便对所属臣民规定了表示身份的标志。这些标志在街上相遇时有一定的意义。不同等级的人在街上相遇，要根据自己的等级向对面的人行礼。如果相逢的两人地位相等，则他们并不讲话，而是相互吻对方的嘴唇。如果其中一个地位比另一个低，则地位低者去吻地位高的人的脸庞；如果其中一人比另外一人的地位高得太多，则低的一方就要跪在地上，向地位高的人表示敬意。在波斯人那里，有这么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习俗：他们对离自己最近的民族表示最大的敬意；而后，稍远一点，则敬意就降低一点；而对距离他们最远的民族则表示轻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智慧和最优越的民族，而离他越近，则吸收他们文化中的文明成分就越多，而遥远的人根本就没有吸收他们的文明，故最为愚昧，不值得尊重。
而阿拉伯与大唐则是另个意外，波斯人将白衣大食认为是愚昧的民族，但面对强盛先进的大唐时，他们不仅学习，也与之交流，而当自己受到灾难时，毫不犹豫地向大唐求救，可以说，大唐是很少能被其认可的民族。
而事实上，乐于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像波斯人那么没有排斥情绪的民族是很少的。就中国而言，汉族曾经是做到过，但处于满清统治之后，整个中国，不仅满族，甚至是汉族亦曾排斥外来文明。
凡是外国的东西，只要比本国的好，表现出的性能优越，波斯人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他们认为美地亚人服装比自己的好看，于是就仿着美地亚人穿着打扮。他们发现埃及的铠甲比他们的更好，他们就淘汰了自己的铠甲，而改穿埃及的铠甲。哪里出现了豪华奢侈的东西，他们立即加以效仿。这么做的好处在于：波斯人原本是个比较落后的民族，进入西亚大陆后，很快就进入到文明状态。然而，消极面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波斯人也随之学会了许多坏东西。比如，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妻子，而且还有一大群侍妾，但他们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偷奸等。
同儒家思想下的华夏民族一样，波斯一样有生子光荣的传统。在波斯人那里，除却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勇士能够获得人们充分尊重外，人们还对生儿子的人表示敬意。子嗣比较多的人都将得到国民的尊重，国王也在每年的开头把丰厚的礼物送给子嗣最多的人。波斯人认为，人多就是力量。
“唉”，叹了口气，也怪不得布兰那么厉害的人物也不得不借助自己的力量。
忽然，一双柔软的手从身后搂住李泰，一具柔嫩完美曲线俨然的身体靠在了李泰的背上，那丰满的双峰紧紧压在李泰背上，销魂的感觉直接冲击着李泰的思绪，令他不得不从思绪中清醒过来。
第七卷
第十四章 用唐文化直接影响非洲
正当李泰在波斯与布兰等人商谈时，李恪在一处古堡跳望东方，“四弟啊，你若是再不前来，你三哥我都快成穆斯林了”
在被白衣大食发现身份过，他们并未怎么限制李恪的自由，不过李恪倒是不好意思逃跑了。就算想跑也难，半岛最多的可是沙漠啊。想着李泰，李恪不禁想起李泰对伊斯兰教特点的评价。
伊斯兰教不仅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行为基础上。要做一穆斯林，除了相信真主安拉以外，还要按规定方式生活，必须实践对国家、人类、社会、家庭……的一切义务，才能算一个真正的斯林。根据宗教原则制定的法典一一沙里亚，制约全体穆斯林的行为，它涉及日常生活、家庭、社会、政治等各种事务。所以，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联，伊斯兰教既重视出世，也重视入世，注重两世生活，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特点。因此，伊斯兰国家没有修道院，没有出家的修士和修女；伊斯兰教反对独身主义，其“阿訇”、“伊玛目”都是世俗性的宗教职务，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与普通穆斯林毫无二致。
想到这，李恪不禁咒骂了句该死，你们白衣大食反对独身也就罢了，没必要对自己这个被俘虏的大唐王爷也搞禁止独身吧？不过，这个伊斯兰教还真不是一般的可怕啊！
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是适合游牧民族的宗教。它强调单纯的信仰，教义及仪式都比较简单，任何人只要在众人面前朗诵一次信仰的信条，即可承认为穆斯林。伊斯兰教带有一些民主平等色彩，如穆斯林皆兄弟，彼此平等，礼拜时不分贫富，对富人号召施舍，对一般群众还是颇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也反映了当时阿拉伯社会的局限，如对偷盗者规定了断手的处分，劫掠却属正当，并允许奴隶制及多妻制的存在等。
到了白衣大食统治地区之后，李恪才明白为何李泰对伊斯兰教那么顾忌，对穆斯林的评价那么怪异了。自己在那里生活也两年了，对他们民族的信仰与平时处世风格不禁也生出了奇特的感觉。这恐怕才是最适合民众生存的地方吧，这般人人皆兄弟，生活方式简单，但却更容易体现一种信念的宗教、国家，虽然发展才没多少年，但这势头之猛，前所未见。也怪不得李泰远在大唐时就如此忌惮了。
“殿下”身后传来动听的声音，虽然汉语还不是十分娴熟，但两年的时间早就令那位现任哈里发最疼爱的小女儿学会了，此刻她来到李恪身边。脸带轻纱，却掩饰不了其生动活泼的天性，由于岁数不大，故而还带着天真的本性。
李恪淡淡一笑，“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对着这位小公主，李恪也不禁心生奇怪的感觉，或许是异族女子的热情或者对方的心性，令得可以十分放松地与这位小公主及其姐姐交谈。而这位小公主的姐姐也很好地继承了出嫁从夫的意念，她则是对李恪描述的大唐十分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哈里发无心在当下与大唐发动战争，李恪在白衣大食也与李泰在波斯一般受到重视。
小公主四下看了眼，凑到李恪耳边低声道，“我打听到了消息，哈里发可能会同意让您去苏斯，哦，对了，您经常提及的您的亲弟弟，魏王已经到了波斯首都泰西封，哈里发可能要让您去跟他见面”
李恪眼前一亮，对着那年仅14的小公主询问道，“你是说真的？”
小公主肯定地点头，四下看了看，又小心地低声道，“已经有人来通知了，姐夫啊，你可是说过带我去大唐的。而且我想见见那位被你称道的弟弟”
李恪不禁苦笑一下，搞了半天，她是想跑出去玩，摇了摇头，心想这样也不错，能不能去是她的事，自己只管去找李泰就成了。当下拉小公主去找她姐姐，在这处古堡，是作为李恪暂时居住的地方，他也能算是个主人了，毕竟在阿拉伯，女子的权力可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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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唐国内，非洲的甘棠国在贞观十年（636年）向唐朝入贡，据载，甘棠在“大海南”，今人认为应在“非洲东海岸”。殊奈国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被史家目为“绝远”之地，殊奈国自古未通中国，在贞观二年（628年）十月，曾首次遣使唐朝。
李泰等人是去了波斯，但对非洲的帮助也开始进行，大唐以商业贸易为由，船队与波斯湾南部沿海停下补给之后，直接越过阿拉伯半岛的也门，进入红海地区或非洲东海岸。原本要最晚至9文学上半叶，唐朝人才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商船等在东海岸登陆的先经过孝亿国，即古代的上埃及（Siut，埃及南部——尼罗河上游）再向下埃及（勿斯离国）进发，也就是自公元前三、四文学开始，一直被外族占领、统治的埃及部分，处于尼罗河汇入地中海的区域。
对于与非洲的贸易，大唐选择了陶瓷。在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中，陶瓷与丝绸一样，也是连接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与丝绸不同的是，陶瓷器具有沉重和易碎的特点，对于以畜力运输为主的古代陆路贸易而言，大规模、长途转输陶瓷器皿，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使陶瓷器皿的大规模出口成为可能。
唐代在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唐代生产陶瓷的作坊和窑场遗址，大体上说，唐代陶瓷生产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制作绿釉和褐釉陶器技法的基础上，在北方出现了以釉彩绚烂、造形生动着称的“唐三彩”陶瓷器，唐三彩器物有许多是用来作陪葬的冥器。二是北方邢窑生产的白瓷器和南方越窑生产的青瓷器以制作精美、技艺高超、特色鲜明，成为唐代两大陶瓷系统。
如同香料作为唐代海上对外贸易重要进口物一样，陶瓷器是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本文学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曼、也门、土耳其以及东非、北非各地，都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陶瓷制品，这些陶瓷制品的发现表明了古代海上贸易活动的繁荣状况。其中在“日落之地”东非及北非沿海，特别在是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发现的大批唐代陶瓷残片，以及在“日出之地”日本各地出土的大量唐代陶瓷，最具有典型意义。
唐朝外销陶瓷不仅丰富和便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对输入地的手工业生产和审美情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输入品外，福斯塔特（南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埃及土伦王朝时期，是尼罗河流域的中心城市）陶瓷残片大部分是本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陶瓷器的仿制品。如多彩纹陶器和多彩划刻陶器仿唐三彩，白釉陶瓷仿唐代白瓷，而黄褐釉线刻陶器则是越窑瓷的仿制品。同样的情形还出现于波斯，八九文学时，当唐三彩和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这时在邢州白瓷的影响下，在波斯还出现了白釉蓝彩陶器。大量当地仿唐陶瓷器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唐朝文化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的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些输入地生产的陶瓷器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代器物，而是经过改造，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
直接将大唐文化、商品注入非洲，这是李泰想出的主意，趁这白衣大食不敢与大唐闹翻的期间，只要李恪还在白衣大食那，李泰坐镇萨珊波斯。大唐可以先一步将手伸向埃及，原先历史中的埃及因进入铁器时代晚于西亚、北非，灌溉工具落后，金矿挖掘过多，黄金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