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第3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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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毅英一一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号牌的牌号等等。所谓号牌，就是之前发的那种竹牌，竹牌上面的牌号是按照编制来的，由于是第一杀手队，他们的牌子牌号普遍都是非常靠前，比如说蒋老三是三十四，郑发奎是三十一等等。
弄完了这些，董毅英又是带着他们训练，虽说今日吃完早饭就要放假了，但该训练的还得练，而且没有丝毫的松懈。大伙儿也都是很认真投入，主要是都知道自己这训导官的性子，别看这就要放假了，真要是让他抓到，惩罚起来那也是毫不留情。临放假了吃一顿鞭子，多不划算？
早晨训练完了，又是出了一身热汗，吃完早饭，董毅英便是带着他们去了大校场的南边营门口附近。
整个大营所有的士卒都已经集中在了这里了，在各自训导官的带领下排成整齐的队列。
大伙儿正等待间，营门口轧轧的行驶进来一派大车，上面高高的，堆满了粮包。
马车进了营门口停下，这一次跟过来的是苏大成，他指挥着车夫们把粮包扛下来，还有跟来的库丁帮忙。很快，便是在地上堆了小山一般的粮食。
下面等待着发粮饷的兵丁们，都是忍不住心下兴奋喜悦，亲眼看到这些粮食，又是放心了几分。
等待东西都搬完了，然后苏大成便是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在他旁边，却还有一张椅子，不过这会儿是空着的，也不知道等谁。
片刻之后，一骑快马飞速驰来，绕过半个大营到了营门口，马上骑士翻身下来，快步朝着苏大成走过来。苏大成看了一眼，站起身拱手笑道：“白老弟。”
“苏兄，苏兄，小弟迟来，还望恕罪。”
来人却是白忠旗，他哈哈一笑，拱手还礼。而后把一纸手令递过去，道：“小弟奉大人之命，前来协助苏兄发放粮饷。咱们，这就开始？”
“成，那就开始。”
苏大成笑了笑，扫了一眼那手令之后，伸手一引。
两人来到那桌子后面分别落座，苏大成把那手令放在桌上，细细看了一遍，而后又从袖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盒子，打开盒子，那里面却是一个铜印，一盒印泥。铜印不大，约莫有三寸高，长条形，边长也就是一寸左右。苏大成沾了印泥，在那手条上盖了个章子，而后递给白忠旗。
白忠旗收了谢过，又取出一个厚厚的册子来翻开，苏大成早就让人准备好了笔墨。白忠旗提着笔沾了点儿墨汁，笑道：“苏兄，你宣布吧。”
对于他这种很给面子的态度，苏大成还是很满意的，点点头，咳嗽一声：“开始放饷。”
几个库丁跟着大喊：“放饷嘞……”
待他们喊完，白忠旗扬声道：“第一杀手队，上前领饷。”
董毅英点点头，带着第一杀手队上前，走到桌子前头，排了长蛇队。
其实苏大成很明白，自己来是干嘛的，白忠旗来是干嘛的。
自己说得好听点儿，是主持放饷，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个管运的。负责把粮食运到这儿来，出库别出什么岔子，路上别出什么岔子就成，其他的，其实都是白忠旗的差事了，根本不是自己能管的。
白忠旗说的是好听，叫协助放饷，实际上俩人都知道，白忠旗一来是主持，二来是监督。
所以苏大成干脆就是在旁边袖手看着，丝毫没有掺和的意思。
说白了，大人还是对身边人更信任一些，不过嘛，这也是人之常情。
苏大成想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自然不会去抢这个风头。
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站在最前头的是临时队正郑发奎，白忠旗抬头看了他一眼，道：“号牌。”
“是。”
郑发奎恭敬的应了一声，把自己的号牌递了上去。
“嗯，牌号，三十一。”白忠旗翻看了一下，在花名册上第二页第一个那名字后面轻轻点了个墨点儿。
他把号牌一推：“拿回去。”
郑发奎又应了声是，把号牌拿回。
而后白忠旗向苏大成道道：“核实。”
一边苏大成已经是知机的摆摆手：“发饷。”
“发饷嘞！”
一个库丁吆喝了一声，从那小山也似堆积的粮包上抽出一袋子来递给郑发奎，扬声道：“爷们儿，一个半月，一石二斗粮。一百八十斤，那边儿就有秤，要不要咱们给你再过一遍？”
在来之前，这些粮包都是已经分好了的，每个粮包里头的粮食都是一百八十斤，如此发饷的时候也是方便，省的到时候还得称量，弄得手忙脚乱的。而且人一多，难免出些错漏，耗费的时间可就长了。
一个月八斗粮食，一个半月的粮饷，正好是一石两斗。
或许这个饷银有点儿低了，但那得看跟谁比。
秦朝军队有军饷么？考证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反正就算是有，也没几个钱儿。但偏偏，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关中大地上，是整个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国人参军热情最高涨的一个王朝，一个时代。
秦之强盛始于商鞅变法，其中最高明的条款便是军功授爵制度。军功勋爵分了二十个等级，层次分明，体系庞大而清晰，让人一眼看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还能算算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往上走一级。想要升级，就得立军功，就得杀敌人。以首级为衡量标准：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重赏之下，三军用命，甚至可以为争夺首级而内部矛盾。所有兵马俑的头部都没有头盔，有麻纱帽子、牛皮官帽，或随便挽个发鬏。从此一点上，便是多少能窥见当年秦军之凶悍，横扫**，威慑天下，真真乃是虎狼之师。秦朝可能是没有军饷，但是这个王朝采用的制度却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激励性。简直就类似于后世现代化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或是可以理解为员工期权。未来收益取决于你的业绩考核，干得好，绩效好，奖金高。干得不好，不但没奖金，只有基本工资，而且还有可能被扫地出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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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二五 发这些就很不错了
到了汉朝，士兵跟大明朝差不多，以北方边军为主，也是在北部边境屯田，除了完成规定收获外，其它的收成是要上缴的。d…m有此可见，汉朝士兵的军饷，要么是没有，就算是有，肯定也相当一般的。
情况和秦朝类似。
但他们吃穿都不用自己花钱，像是汉宣帝时期，边防军一个士卒的衣物一年不少于两千三百钱，至于弩箭，盔甲，进入匈奴地区的棉服等等，都是要经常换的。汉朝在这块儿，还真是不含糊，做的相当好，理所当然的，开支也就很大。而边军士卒，月粮乃是三石三斗三升，这里的一石，乃是汉代边防士卒供粮标准之通例，折合大石两石左右，一年平均每人消耗粮食小石四十石上下，费用七千六百钱左右。
不过汉代一石和明朝一石可是比不了，秦汉之时，一升只有三百四十克左右，按照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标准算法，则汉朝一石最多只相当于后世的七十斤还不到。
这是根据量制（一斛＝十斗＝一百升＝一千合＝两千龠）算的，若是按照衡制（一石＝四钧，一钧＝三十斤，一斤＝十六两，一两＝二十四铢）算的话，按照留存下来的五铢钱重量差不多在三点五克左右来计算，则一铢约莫为零点七克左右，一斤也就是二百七十克不到，一石差不多也就是六十四斤多。
可见汉朝士卒，一年发给的粮食差不多是两千四百多斤，折合明朝十二三石左右，也就是每个月一石多一点儿的样子，跟明朝的边军军饷差别还是不大的——当然，是按照制度上的规定差别不大，但到手的份量可就差的太远了。
但汉朝士卒的粮饷，只是基本工资，人家其它的收入可就多了，这是洪武永乐之后的大明根本比不了的。
像是卫青打右贤王，斩、俘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其后两出定襄，斩、俘匈奴一万九千余人。这几次，仅赏赐将士，便花费二十万斤黄金，合计二十万万钱。而当时汉朝一年正经的国库收入是多少？四十万万而已。ps：《桓谭新论·太平御览》记载：“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傣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关于这个，是颇有一些争议的，考据颇多，下面会专门写一下。那些字数不要钱。）
漠北大战匈奴，大将卫青攻打匈奴，立下赫赫战功，汉武帝一高兴，赏给他黄金二十万斤，折合二十万万钱。另一位大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战功更大，汉武帝赏给他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万万钱！
这些赏赐可不是给他们的，而是给他们手底下所有将士的，当然，军官自然是能拿得多一些，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能会有人堆黄金的数量有疑问，说实话笔者也有疑问。可以说汉朝尤其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还真是千真万确实打实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最多的时代。后世曾有学者曾经推算过西汉的黄金总量，仅有明确记载的，汉武帝时全国黄金就达百万斤，合二百六十四吨，以上，实际数量恐怕超过五百吨。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吕后死时，遗诏赐给各诸侯王每人黄金一千斤，当时诸侯国至少有十一个，也就是壹万壹仟斤黄金。汉文帝消灭吕氏登基，论功行赏，周勃、陈平、灌婴、刘章、刘揭五大功臣总计获赐黄金一万一千斤。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全军获赐黄金曾一次分别高达二十万斤、五十万斤，汉宣帝在霍光等人支持下继承帝位，上台后赐霍光和广陵王黄金七千斤、五千斤，赐给各诸侯王黄金共一千五百斤。到王莽末年，尽管连年征战、兴建，黄金消耗巨大，政府各府库中仍有一百万斤以上的黄金。
五百吨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后世二零零九年欧洲央行的黄金总储量，也不过五百三十六点九吨。数量大也就罢了，而且还有一个谜团便是，如此海量的黄金，到了东汉之后，忽然就人间蒸发，销声匿迹了。从西汉之后，历朝关于黄金的记载便少了许多。
黄金去哪儿了？）
到了唐代，兴盛从北魏、隋朝而来的府兵制。属世袭兵籍，战时打仗，闲时种地。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弓箭、横刀，以及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
到唐玄宗时，府兵制执行不下去了。改为“募兵制”。自此，当兵发饷就正式有了参照。大唐喜用武力，玄宗天宝起战乱不断，当兵待遇其实很差。
唐朝的军饷制度，一句话，辛苦但荣誉感强。
至于宋朝，在军队这一方便，则是一个很有用意思的朝代。
宋朝富庶，经济发达，朝廷收入也多，虽然军队数量很大，但由于国库里有钱，是以总体来说，军饷供给是比较充足的，可以说是历代之冠。每年军费支出两千万贯，若是北宋收入最高的时期，一亿六千万贯来算的话，几乎是全国税收的八分之一。
禁军的军饷是年三十贯，那么这三十贯折合成大明朝的银两，又相当于多少？这个不能用白银和铜钱的比价来算，因为这个比例是时常变动的，得用粮食来作为中间物。
大宋开国之后，统一南北，太平盛世，粮食产量高，价格自然就低。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七至八文，每石价格仅七十至八十文，可说是骇人听闻的低价了。
天圣八年，范仲淹说道：“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三百文，与之前相比，增长了四倍左右。
熙宁元年之前的十五年间，即皇佑后期至治平年间，全国的平均粮价是：“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也就是说，中等价是每石七百文，是天圣八年的两倍多。
元佑元年，知枢密院章敦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也就是说，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二百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比之之前，价格又有回落。
宣和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