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穿越时代-第10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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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执行上述的残酷战略，耶稣会应运而生，成为了天主教对抗宗教改革的重要法宝和利器。
跟本笃会、方济各会这些诞生于中世纪的老牌修会不同，耶稣会创立于新教诞生之后的1534年，内部组织严密，上下关系严格，缺少传统的仁慈精神，打击异端不择手段，经常参与各种阴谋诡计和血腥清洗，实际上就是教皇直属的情报特务机构，相当于教皇国的克格勃、摩萨德、cia或者阿萨辛。
据说欧洲近代史上的很多暗杀、屠杀和恐怖事件，都跟耶稣会脱不了关系，在法国，他们计划行刺波旁王朝开国大王亨利四世，但被告发而失败。在英国，他们策划火药阴谋，差点儿炸死詹姆斯一世国王。在天主教阵营内部，他们也和西班牙葡萄牙的王室争夺利益，这是因为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侯力图用世俗武力控制教廷，而教廷则力图摆脱控制并反控制王侯。此外，三十年战争之所以会打得如此残酷惨烈，几乎毁灭了整个德意志，背后也有耶稣会企图借机清洗德国这个路德宗新教徒大本营，不断破坏和谈的缘故。
因此，耶稣会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堪称是臭名昭著，类似于3k党或纳粹，甚至被各国君王当作恐怖分子来查禁，即使是天主教阵营内部最虔诚的西班牙王国，最后也无法容忍耶稣会的猖狂行径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居然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公然煽动分裂，一度建立起了类似条顿骑士团国的南美耶稣会国！
最终，在欧洲各国君王的反弹之下，教廷不得不在十八世纪解散了耶稣会，虽然在十九世纪，耶稣会又再次复活，但此时已经是工业革命的年代，无论是耶稣会还是罗马教廷，都没有了当年的疯狂劲头。
不过，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大航海时代的耶稣会成员却是形象颇为正面，广受世人赞颂。
在十六世纪，鉴于新教势力已经在欧洲北部日益强盛，恐怕难以遏止。为了弥补失陷的信仰阵地，罗马教会做出一个战略决策，那就是利用地理大发现的良机，派人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大力传播天主教信仰，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加天主教信徒的数量，最后凭借体量上的庞大优势，重新压倒欧洲的新教异端。
类似这样的战略，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一次成功先例在罗马帝国后期，虽然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国教，但罗马教会不过是帝国五大宗主教座之一，跟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宗主教平起平坐而已。然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之中，罗马教会依靠孜孜不倦地向各路日耳曼蛮族传教，促使他们逐一皈依天主教，从而极大地扩张了天主教的信仰人群和势力范围。最终使得罗马教会从曾经的五大宗主教座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仰主宰，凌驾于所有的世俗君王之上。
因此，在面对新教异端的不断进攻之时，罗马教廷再次启动上述战略，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于是，作为教皇的忠实追随者，耶稣会毅然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凭着一腔宗教狂热，不惜冒着海难、瘟疫和战乱的风险，跋山涉水前往万里之外的异域传播信仰，他们在非洲向黑人传教，在北美向易洛魁人传教，在东亚的传教历史更是闻名遐迩，比如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日本的沙勿略都是耶稣会成员。
然而，虽然这些耶稣会传教士是凭着宗教狂热支持他们前往远方传教，但是他们的传教活动，想要在其它文明国家获得成功，光靠自身的狂热和虔诚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当地统治者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所以，那个年代来到东亚的耶稣会传教士，普遍以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和绘画雕像艺术作为敲门砖，设法吸引东方上流社会的关注和喜好，从而潜移默化地传播信仰，因此在无形之中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其中混得最成功的几位耶稣会传教士，甚至成了东方君王的座上宾。
不过，在这个被数十万现代中国穿越者极大改变了的明末位面，面对着疯狂扩张、文明兴盛、技术先进、实力强横的“澳洲人”，来到远东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却陷入了左右为难和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
从好的一方面来讲，“澳洲人”对天主教的教义本身并无多少抵触，甚至很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天主教会和教堂，以及数量庞大的天主教徒大约在十四世纪中叶，一位名为李维的法兰西籍医院骑士团成员，因为一些奇妙的际遇，偶然地辗转来到了澳洲人的土地上，并且成功地将上帝的荣光传播到了这片土地，让一部分澳洲人皈依了基督教，这就是澳洲天主教会的由来。（来源于穿越者编造的《澳宋帝国兴亡史》，这本书跟着各式各样的“澳洲货”流传向世界各地，目前在欧洲已经成为畅销书。）
在上述消息传到罗马之后，整个天主教廷都为之欢欣鼓舞。教皇正式颁布谕令，册封“圣李维”作为澳洲人的守护圣人。而据说是“圣李维”出生地的马赛港街头，也竖起了李维的石像。还有一些学者和教士认为，那个传说中的富饶东方基督教国度“约翰长老国”，或许就是曾经的“澳宋帝国”……
随着澳洲人在东方的不断攻城略地，曾经严重阻碍耶稣会传教事业的儒家思想，遭到澳洲人堪称冷酷无情的毁灭性打击，天主教的传播事业也在东方取得了爆炸式的喜人成绩。目前，在澳洲人占领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陆续出现了数百座教堂，信徒数量多达三百万以上。在澳洲本土，也有了华丽的大教堂和宏伟的修道院。而在澳洲人的相当一部分军队里，还出现了随军牧师和修女。此外，由于受到澳洲人的影响，曾经严厉禁教、甚至杀戮基督徒的“武士之岛”日本国，竟然在一场血流成河的惨烈内战之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尊崇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度，从而让上帝在东方的“羔羊”数量，在短时间内成百倍地迅速暴增。
短短几十年的岁月里，天主教在东方赢得的信徒，就已经接近了欧洲天主教国家总人口的半数！
但从坏的一方面来说，由于澳洲天主教会的独立性太强，有着自己的神学院，自行培养神职人员和授予圣品，故而不可避免地跟遥远的罗马教廷产生了许多矛盾。更别提“澳洲人”终究是一个不设国教，反倒有宗教管理局的世俗国家，虽然对基督徒没有歧视政策，但更不可能为了传教士而去打压其它宗教。
于是，围绕着东方的天主教徒是否要守大斋、是否承认一夫多妻制、东方各地的主教任命权究竟归谁、是否允许教会对教民征收十一税（信徒需要向教会缴纳十分之一的收入）、教会产业是否有免税特权，神父和修女是否有权结婚生子、神职人员是否可以在教堂为“非基督教徒”（穿越者）主持婚礼、是否可以在澳洲人的地盘上设立宗教裁判所和执行“女巫狩猎”……等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琐碎问题，耶稣会跟澳洲天主教会闹出了许许多多不甚愉快的争吵和冲突。由于耶稣会相比之下不怎么接地气，得不到官方和民间信徒的支持，上述争议基本都以耶稣会的失败而告终，哪怕搬出来自罗马的教皇谕令也没什么用处。
除此之外，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观察，澳洲人治下的天主教徒，其虔诚程度普遍很成问题。能够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的基督徒实在寥寥无几，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都只是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一年去个三四次教堂，看心情捐点儿零钱而已。就连神职人员也很不专业，总是无视罗马教廷的一些要求和禁令。
如果澳洲天主教会这样的做派放在欧洲，恐怕早已被教廷指责成是异端了。但问题是，这地方却是在远离欧洲万里之外的东亚，对方又是一个疆域广袤胜过整个欧洲的超级大国，信徒们也都对罗马教廷毫无敬畏可言，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耶稣会，在这种情况下都硬气不起来须知澳洲天主教徒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英国的清教徒和荷兰的路德宗新教徒，如今同样在澳洲人的地盘上出没，虽然对传教不如耶稣会热衷。但是，万一天主教会过于苛求细节，把澳洲天主教会给逼急了，对方也有可能学习英国圣公会，转身投入新教阵营，如此一来必然会彻底颠覆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那么耶稣会可就真是哭都哭不出了。
总的来说，面对如今的东亚局势，耶稣会传教士感觉就像是一个饿极了的旅行者，突然被某人宴请，吃上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这桌饭菜虽然能吃饱肚子，但却烧得非常不合他的口味，偏偏他又不好意思提出来让主人重做一桌，而且即使提出来了主人也未必肯听，反倒有可能被赶出去，彻底没得吃了……
对于这种异常纠结的复杂局面，梵蒂冈方面几经讨论，最后为了防止丧失既得利益，决定在尽量避免触怒澳洲人的前提下，想办法在远东另起炉灶，竖立起一个真正纯洁信仰的样板。正好信奉天主教的毛利家在日本内战之中得胜，让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金银岛彻底成为了上帝的国度，罗马教廷便趁势任命资深耶稣会教士芬达。杰洛斯，前往远东担任日本大主教，设法确立罗马教廷对日本基督教信仰的领导权。
当然，尽管这一做法等于是是在跟澳洲天主教会别苗头，并不意味着芬达。杰洛斯就需要疏远澳洲人。相反，从欧洲前来日本的这一路上，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一直在学习汉语，并且寻找机会跟澳洲天主教会和澳洲人中的实权人物打交道、攀交情，希望能够在日本的传教事务上，得到这个东方霸主的体谅和认可。
等到芬达。杰洛斯大主教抵达澳门，得知了海州“大圣国”的女皇即将出嫁，澳洲人的最高统治者也会前来观礼，而且迎娶女皇的新郎还是一名“澳洲人”基督徒的时候，芬达。杰洛斯更是主动推迟了前往日本就职的旅途，转而先来海州主持这场婚礼，以求跟澳洲人最高领袖面谈的机会，试图获得对付的好感。
眼下，徐馨儿女皇的婚礼虽然还没有举办，但芬达。杰洛斯大主教却已经成功地觐见了澳洲人的最高领袖齐建军先生，对有关日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教务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获得了还算善意的认可。
但问题是，根据他在澳门、台湾、杭州和海州等地搜集到的日本宗教情报，即使能够得到澳洲人的认可和默许，光是日本土著人的抵制就已经够可怕了作为一个急速转型而成的基督教国家，如今日本国内的天主教会组织，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收编了之前的和尚尼姑和神主巫女，把神社和佛寺稍微改了一下模样而已。至于和尚娶妻生子，巫女嫁人卖肉等等日本特色，自然也一并继承了下来，并没有因为和尚留了头发变教士，巫女换了衣服变修女而有任何的更改除了他们的脖子上挂了个十字架之外。
事实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把和尚和巫女当成了一份工作，不过是在工作之余同时信仰基督耶稣而已。
如果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为了遵循罗马教廷的指示，硬要在日本教会和教众之中推行欧洲式的礼仪规范，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强行逼迫至少几千名日本神父和修女离婚，还要让上万个原本可以成为教堂继承人的日本孩子，变成不名誉的私生子。此外还要把一大批日本基督徒高级武士和富人的小妾，给降级为情☆妇……这其中无论哪一桩哪一件，都是肯定要犯众怒、闯大祸的事情。而在这距离罗马如此遥远的东方，梵蒂冈教廷的权威实在是微乎其微，他很担心自己上午刚颁布完命令，下午就要“被暴病而死”了……
但是，如果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为了避免日本民众的反感与怀疑，而选择继续一味地迁就日本土著岛民的习俗，全然不顾天主教的“纯正性”，那么他这次奉命不远万里前来东方，又是为了干嘛的？
唉，真是让人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啊！
但是，就在芬达。杰洛斯大主教满脑子的纠结，不知道接下来在日本究竟该如何开展工作之际，他却在海州遇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耶稣会传教士前辈，刚从北京城里带着教民逃出来的汤若望。
然后，芬达。杰洛斯大主教就发现，自己的这些烦恼，跟对方经历的磨难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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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明末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汤若望是他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而取的汉名。自从1619年抵达中国之后，他就一直潜心研习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