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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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山坎》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他觉得，电影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战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类、国家有时冲突，这个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他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前走，注意结果，试探边界。
　　谢兰生也十分明白政治复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你们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国文艺电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会因为一个故事喜欢中国、讨厌中国？警察“好”于是喜欢，警察“不好”于是讨厌？喜欢讨厌又能怎样？还有，如果有人因为电影就喜欢了或讨厌了，错的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电影导演？
　　电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一群导演讨好这边，一群导演讨好那边，好多事儿全变味儿了。
　　谢兰生真想不明白。
　　在与主席“争吵”这晚，谢兰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xx峰会，上面众人宛如演员给观众们认真观看，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句话来：电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电影。
　　…………
　　经过这样一遭子事，谢兰生也懒得再带《山坎》参加电影节了，包括一切的电影节，他可不想再次经历戛纳前的那些争吵了。
　　说不定，他以后都懒得去了。
　　反正，他还有钱，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几部呢。“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又把《生根》卖出10万磅，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15万美元。
　　决定不去电影节的谢兰生便开始带着《山坎》在中国转悠。
　　1994年，中国的大中城市“咖啡厅”如雨后春笋。
　　谢兰生想“咖啡厅”的大多顾客比较“文艺”，说不定会喜欢电影，于是他便带着《山坎》一家一家咖啡厅谈，说帮对方打造特色、吸引顾客、赢取竞争、增加利润。他说，自己可以放映电影，这样，文艺青年在他们的咖啡厅里便能看到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市面上也买不到的三四部文艺电影，其中《生根》曾在都灵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美丽的海》则在戛纳一路杀进竞赛单元，而且，这些都是中国片子。谢兰生还说，如果有人想看电影，那他一坐90分钟肯定还要再点东西，再消费消费。
　　他说动了挺多老板。
　　这些老板同意兰生支个白布放映电影，用以吸引文艺青年。来咖啡馆的顾客们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自己聊就自己聊，不耽搁——谢兰生并不缺资金，给电影做了字幕。
　　放映效果竟然很好。
　　不少顾客非常喜欢，尤其是年轻女孩子。他们看的非常入迷，有些人还轻轻抽泣。
　　谢兰生觉得，果然，电影还是要给人看的。
　　他最开始就只想拍，一切源于创作冲动。可这几年下来以后谢兰生又不满足了。
　　电影何其有魅力。他不希望他的电影只有欧美人能看到，他还希望他的片子能被中国人也看到，后者意义才更加大。
　　往小了说，谢兰生想受到肯定、受到赞扬，往大了说，也是为了影片中的人和影片外的人。影片中人受到关注从而渐渐走出困境，影片外的得到思考、得到改变、得到成长。谢兰生一直认为，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并不是权也不是钱，而是内心不断成长。
　　可咖啡厅毕竟不是专门用来放电影的，在被人看到的同时谢兰生也非常辛苦。
　　谢兰生必须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调整，于是最后有的幕布高有的幕布低，有的幕布大有的幕布小。一些合作咖啡厅的窗子太大光线太亮，谢兰生还必须去遮。
　　让谢兰生最无奈的是咖啡厅开有天窗。
　　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爬上梯子用大纸板去遮天窗。
　　用大纸板去遮天窗一定要用两只手，一只手盖、一只手贴，谢兰生每一回在梯子上都颤悠悠的。
　　一次，因为那家咖啡厅的大玻璃窗特别高，他只有站在梯子最高的一级上才能遮到。
　　谢兰生的脚踝发抖，然而他却坚持着，按住纸板，遮住光线，只为了给咖啡厅的四五个人看他的电影。
　　他没厂标。既然中国不给公映，那可以在咖啡厅里给几个人看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谢兰生贴最后一块透明胶时，一个孩子竟然抬腿对着梯子猛地一踹！想看他跌下去！
　　如那孩子所愿，在即将大功告成时，谢兰生真跌下去了。
　　他怕伤到内脏器官，在落地时用右腿在地砖上面撑了一下，可虽然立刻用手扶住地，谢兰生却还是听到腿上传来“咔”的一声！与此同时小腿剧痛！
　　他当时就跌在地上，抱住右腿，大口大口地直抽凉气。他捂住了变形的腿，只觉自己像一条狗，在地上爬，在地上滚，还听到孩子咯咯的笑。
　　那孩子的爸爸妈妈把谢兰生送到医院，拍过x光片后，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大骨小骨全都折了。
　　谢兰生在那家医院做了手术、打了钢钉，医生说腿可以恢复但必须要卧床三月，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当麻药劲儿过了以后，谢兰生疼到睡不着觉。
　　他不明白，他只想给四五个人看看自己拍的电影而已，为什么还骨折了呢？
　　想让大家看看他拍的电影，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不敢让父母知道，怕李井柔说他活该，他也不能告诉朋友——张世杰王忠敏他们同样不会明白他的，而且，毕竟朋友只是朋友，总归隔着一层东西，大家都忙，没办法把众多朋友中的一个看的如同自己本身一般重要。
　　就在那个时候，谢兰生收到了曾经战友孙凤毛发给他的消息。
　　他们两个在都灵对“环球影业”改结局的要求做了不同回应（第28章　），之后关系变淡了些，不过联系也一直有。
　　谢兰生把摩托罗拉的BP机给按亮了，见孙凤毛连发几条。
　　一条是：【我后悔了。】
　　另一条是：【《玩耍》砸了。】
　　谢兰生：“……”
　　在孙凤毛发消息前他已经听Bill说了。《玩耍》为美国版重新拍了一个结局，从“主角孩童在大雨天奔跑出去却惨遭车祸”改成了“孩子父母幡然悔悟一家重新其乐融融”，然而，孙凤毛没想到的是，美国版在改结局后竟被定成儿童影片，环球影业带着《玩耍》参加在Boston的电影节，可组委会却让《玩耍》入围了“儿童片单元”，最终，文艺影院都没购买，美国票房惨淡，而欧洲的销售公司看到以后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宣传《玩耍》，而是选择宣传别的了，《玩耍》被扔进仓库。
　　《玩耍》因为更改结局竟遭遇了全球溃败。
　　而谢兰生的《生根》则在文艺影院颇受好评。
　　“……”谢兰生把BP机放下，暂时不想回孙凤毛，再次想到那个男人。
　　他想起来，莘野曾经对他说过“会后悔的，那什么毛”“为了迎合市场改掉自己最大的特色，把自己的产品变成庸庸碌碌的东西，他总有天会后悔的。”
　　莘野再次是说中了，和以往一样。
　　在黑夜中，谢兰生小腿的剧痛再次袭来。
　　他不能对父母说疼，也不好对朋友们说，他在医院病床上面首次感受如此孤寂。
　　谢兰生因独自住院而放肆地回忆莘野，他仰躺在枕头上面，想着那个唯一对他说过“爱”也说过“心疼”的人，也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因为什么，两滴泪就顺着眼角滑下去，他叫：“莘野，我疼……”
　　空荡荡的病房里面没有回答。
　　谢兰生想，反正莘野也不知道，他怎么样都可以，于是双手揪着床单，望着天花板，一声儿又一声儿地唤：“莘野，我疼……”
　　作者有话要说：
　　张艺谋在1999年参加戛纳时曾被要求用《我的父亲母亲》代替《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认为后者宣传政治，张艺谋跟戛纳掰了，一个片子都没有送，但是，也有些人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真的不大喜欢提zz，但90年代独立电影这又根本绕不过去，电影局的态度，电影节的态度，幸好后面就没啥了！


第39章　《圆满》（三）
　　小腿的伤康复以后；　1995年；　谢兰生又拍了一部电影；　而后照例在咖啡厅一场一场给顾客看，对于比赛兴趣不大，反而是他潇湘厂的老师李贤在威尼斯拿下一座“金狮奖”。
　　也是在1995年；　“电影导演”出路多了。1993年1月电影改革却并没有挽回颓势，当年观影人次下降了60％，电影票房再次下降了40％；　16家国营的制片厂纷纷裁员、卖地卖房；　同时，为与大片直接竞争各制片厂先后“合拍”；　或与香港合拍，或与美国合拍；　玩儿资本又玩儿不过，收款困难；　举步维艰。于是，民营公司开始出现，自己筹资自己摄制；　过制片厂的审核流程；　卖制片厂的电影指标——民营公司想赌票房，国营大厂想求生存，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针对一些“民营资本”参与电影的现象，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关于改革故事影片设置管理办法》还有《故事影片指标管理办法》；　规定，从1995年1月1号起，社会法人投资额达70％的可与具出品权的制片厂联合拍摄，官方认同“民营资本”了。这一年，“美国大片”联手“民营电影”，整体票房终于停止了持续数年的雪崩。
　　制片以外，发行也改革了。以往各省发行公司统一安排统一上映，可7月时，根据去年348号通知，上海率先成立首家院线公司“东方院线”，由上影的发行公司与23家影院签约组成，成为上海市第二条发行渠道。各省发行不再是由指定公司垄断了，大制片厂可以合作任何一级发行机构，或影院。制片厂由“听从中影统一安排”到1993年后的“可与各省直接对接”到1995年后的“可与影院直接对接”，越来越自由了。
　　对于有了民营公司谢兰生还挺高兴的。这说明，虽然厂标依然有限，可是众多民营公司为了可以拍好电影为了能够获取利润会给大家竞争机会。大制片厂就一两个招牌导演，不敢得罪，民营公司可不是，全国导演多了去了，再招就完了。
　　不过，这与兰生无关。谢兰生被禁到2001年，他没办法当上导演，也没办法拿到厂标，只能继续自己干了。
　　谢兰生想，如果当初等四五年，他会不会也有机会？是否现在能正大光明？
　　他不后悔。早四五年是值得的。只要想到《生根》《美丽的海》《山坎》《黑白》还有《天火》，他就感觉是值得的。只要想想这五部片从未出现的样子，他就心痛。
　　他想，仅四五年，新人导演就可能有当上导演的机会了，也不知道他们12个被禁拍的“1989到1994”的电影导演还会不会有“追随者”了，还会不会有新同侪了。感觉答案是肯定的，审核尺度并未放松，更重要的是，指标有限而且宝贵，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独立电影人还会有的。
　　可是，他们的路怎么走呢？一直躲在咖啡厅里给顾客们放电影吗？
　　究竟如何才可以让中国观众看到他呢？
　　谢兰生对卖去欧美的兴趣也不太大了。
　　…………
　　在咖啡馆晃悠一年半，一直到了1995年8月，谢兰生才再次决定带片出去参加比赛，因为一切又变化了。
　　VCD机出货井喷增长。北京一个调查表明，1994年知道VCD的人不足0。1％，而1995年6月末，这一数字增长到5％。此后，全国顾客疯狂抢购，1994年VCD的销量才两万台，可1995年预计会暴涨到60万台，生产企业从“万燕”一家增至100多家，各大品牌血腥厮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盗版碟片应运而生了。30元一张，50元两张，这时碟片售价很高，然而大家还是在买、在看。
　　谢兰生就突发奇想：自己若能拿到“三大”，盗版碟片的生产商应当也会盗一盗吧？？！！
　　这样，就不只是咖啡厅的几个顾客能看到了，这巨大的潜在市场里有足足60万人啊！而且，专家说了，1996年全国应该可以卖出1000万VCD机！
　　1000万！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被人盗版，全国就有1000万人可能会买他的电影！
　　谢兰生他实在无法抵抗“1000万”的诱惑，这对一个独立导演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盗版VCD，他感觉也可以是独立电影人接触观众的一条路。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1990到1992那三年，他们拍的文艺电影只可以在欧美放映，“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就可以在咖啡馆播了，多了点路子，而现在呢，VCD来了，他可以进千家万户……虽然是被盗版光盘给带进千家万户的。
　　然而也叫千家万户。
　　决定好了的谢兰生打算拍摄剧本《圆满》。本子早就被写好了，既没说谁好，也没说谁不好，比较适合参加影展。
　　谢兰生对“中国家庭”一直以来情有独钟。他喜欢人，喜欢人与人的相处，而“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