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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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进行了一次改革，而且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因为电视普及，电影受到巨大冲击，观影人次从1979年的高峰290亿骤然暴跌到1991年的仅仅140几亿，而且，若非《周xx》的观影热潮这个数字还会更惨，要知道，1979年，平均每位中国观众一年会看30场电影，独步全球。放映网络土崩瓦解，曾经遍布大中城市的电影院逐渐凋敝，大约一半都变成了其他用途的娱乐场所，如歌舞厅、台球厅。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1993年1月5日，“三号文件”《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施行。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它首次提出了“票房”的概念，而在过去，是没有“票房”这概念的，只有观影人次。《意见》上的第二条是，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各省政府自行把控，换句话说可以涨价，而这以前，电影票价是由国家统一安排的，各部电影各个省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它也改变了国产电影统购统销的方式。原先，电影必须由中影公司统一购买统一发行，而《意见》后，制片厂与各大省的发行单位直接对接，各制片厂可以通过票房分成等等获利，而不再是1985年后“一万块钱一个拷贝”了。
还有就是，要积极参与电视台供片和录像带制作。制片厂被推向市场，它们需要自负盈亏。
也是在这一年，电影业的首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它由上海电影发行公司改组，不仅负责发行，还参与到了制作当中。
…………
在此后的1994，社会再次发生改变。
新《劳动法》正式颁布，“双休日”被正式实施。足球同样市场化了，有了联赛“甲A”“甲B”。谢兰生被岑晨拉着去看了场“北京国安”，发现，只要进球全场就喊“牛逼！”只要丢球全场就喊“傻逼！”简直听呆了。
在电影的领域当中，电影局与独立电影人的冲突达到顶点，动静很大。在谢兰生和孙凤毛在国际上获奖以后，又有些人“铤而走险”，于是，在这一年3月，七个导演去参加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电影节还专门以“为中国六代导演争取权利”为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官方彻底被激怒了，吊销七人导演资格，而谢兰生，因为此前某个事件决定不再出国比赛，并未被波及。
在这七个导演当中，有一个因拍的片子某些色彩比较浓重，被禁的最久。谢兰生觉得，两边似乎都有道理，一个拍了一些想法，并没在那胡说八道，另一个因国际政治感到生气也蛮正常，谢兰生想不明白，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不希望双方矛盾继续这样激化下去，他总认为沟通、谈判才是现代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谁要压倒谁。
在电影的领域当中，官方又有重大改革。这密集的改革频率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因为“票价”突然放开，电影票价大幅增长，于是，观影人次还有人均观影次数遭到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重创。同时，因为早习惯了中影公司“统购统销”，16家国营的制片厂根本不懂电影发行，找不对人，卖不出片，继续萧条，它们只能卖地、卖房、拍广告等。对于电影，除了北影比较坚持，其他家都拍的少了，一年最多一两部，很迅速地衰落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两家民营公司悄悄成立，对国营的电影“投资”。民营公司构思电影，再在审核通过以后，从制片厂购买指标，与制片厂合作拍摄，也就是说，用制片厂的厂标，挂制片厂的名头。民营资本进入行业，制片厂靠卖标赚钱。
与此同时，为了挽救电影市场，1994年8月，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各制片厂可直接向各省各级发行电影，另外，每一年由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于是，好莱坞电影在阔别中国40年后杀回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人除中国电影，只能看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片子，比如朝鲜的《卖花姑娘》，比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谢兰生看的欧美片都是学校的“内参片”。
就这么着，1994年11月12日，中国首部美国大片《亡命天涯》正式上映。它的主演是哈里森·福特，在片中，Richard Kimble的妻子被人杀害，他被认为是嫌疑人，千钧一发跳车逃走并且追捕真正凶手，最后一切浮出水面，Richard Kimble的罪名被洗清了。这部片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郑州六大城市做了放映，不过，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的发行困难重重。它公映的六个城市刚好都是改革派，阻力较小，可其他的所有省市都不同意放映此片，而且，因北京市电影公司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中影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改为与海淀区合作。
《亡命天涯》成功上映登时掀起滔天巨浪。有一部分业界人士认为这是引虎下山，会击垮脆弱的中国国产电影，于是，在一大片抵制声中，《亡命天涯》在北京市被逼无奈提前下线，然而，即使只在六个城市做了放映，北京市还提前下线，该片还是创造了3000万的票房奇迹。
《亡命天涯》上映期间，门庭冷落的电影院门口重新排起长队，甚至催生了“黄牛党”，把15元的电影票炒到50元都还不止！
谢兰生又想起莘野，觉得对方预测真准——美国大片真的来了，而且就是“两三年内”，国产电影也真的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下一年，好莱坞的黄金年的《真实的谎言》、《狮子王》、《阿甘正传》等7部片接踵而来连番上映，对中国观众进行了一番长久的轰炸。
其中，阿诺德·施瓦辛格所主演的谍战片《真实的谎言》，在这个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893元的年份，票房破亿。
一向只看“主旋律”的中国片的观众们，因大银幕上突如其来的一切而震惊不己，他们睁大了黑色的眼睛，眼瞳中倒映着满满的好莱坞式爱恨情仇。
作者有话要说： 全是背景，没有剧情，但建议看，因为感觉这些背景对主题是有用处的，对剧情也是有用处的。
这章留言都发红包吧，不要求字数，因为没有神马剧情，不好意思收VIP了，虽然内容是必要的……
谢导依然在被禁中……
那个，大家应该看出来啦，在这篇文，熊猫导演努力科普更全面的那段历史，并不想做谁对谁错的简单评价，不过，相信大家看完以后会有自己的想法呢~可以说的是！谢兰生会从头到尾为文艺片寻找更好的出路，不管是政策上的，还是市场上的，下两个part会更明显，这是全文主线，不会改的。
第38章 《圆满》（二）
1992年到1994年； 谢兰生的电影拍摄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1992年； 在春天的“南巡”以后； 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卖出一个《生根》版权。法国巴黎的某公司用10万英镑买走了它，文艺复兴按照合同收取了20％的中介费。谢兰生想，即使没有莘野那份“有保证的销售协议”； Bill大约也能卖出去，感觉自己似乎少欠那个男人一点点了。这个年头外汇管制，“官方价”“市场价”不一样； 两条轨； 谢兰生把部分英镑交给几个移民家庭，对方父母把等额RMB打到兰生的账户上。
日本、法国付款以后； 谢兰生有21万美元了，当时英镑兑换美元还停留在一比二。谢兰生把投资人的20万本金先偿还了； 又按当初答应好的打给对方一半“收益”，也就是45万； 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来拍摄下部电影。做完这些分账以后，谢兰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进那张visa卡，又请祁勇说一声儿。祁勇震惊半晌； 问“你们俩分手了吗”； 让谢兰生十分莫名，支支吾吾地过去了。
同年，谢兰生又不顾禁令拍了一部《美丽的海》。录音师是那个岑晨——他从西影早辞职了，电影局也管不到他，摄影师是拍广告的； 而主演则是在香港寻求发展的台湾人。《生根》都灵拿奖以后谢兰生的资源广了，在那边拿到不少香港记者的电话号。小红小绿还是助理，也是不care电影局的。
《美丽的海》在1993年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让谢兰生非常震惊。它并没能最终获奖，但让已经花光本金的谢兰生卖了版权，而且还是同时卖了美国、英国、日本三地，赚到大约45万美元，其中美国版权是20万美元，英国版权是10万英镑，日本版权是10万美元。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开始大幅地贬值，45万美元大约相当400万RMB了，谢兰生的腰间鼓鼓，虽然资金还是不好回国。
谢兰生因没有护照并未出席颁奖典礼，而且，因为再次不乖，谢兰生的8年禁令又延长了，到2001年末去了，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自觉自己“非常富有”的谢兰生一下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作《山坎》，一部叫做《黑白》。
他自己更喜欢《山坎》，觉得自己拍《山坎》时各方面的状态都好，而在《黑白》那部片里却显出了一些疲态。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哑巴，非常美丽，然而丈夫有精神病。影片当中的男主“我”爱慕哑巴，却不明白他的“仙女”为何嫁给她的丈夫。他到后来才听说，哑巴本是别省的人，被“拐”到这个地方，她也不是天生哑巴，是被公婆用药弄哑的。她不会写字，如果也不能说话，就一辈子锁在这了，而这乡里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男主角“我”非常犹豫。一次，那个丈夫又“犯病”时，“我”实在是冲动难忍，便把对方一把推开，第二天才猛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跌死了。丈夫死后，女主继续困在当地、抚养儿女，“我”希望帮她逃出去，却又不敢，因为那天哑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为了不把警察招来才选择了私下解决。结尾，“我”太喜欢哑巴姑娘，还是跑去城里报警，并且自首，一排警车开进乡里，也带走了“哑巴姑娘”，男主角“我”爱的方式不是占有，是让她自由。最后，面对这一切，哑巴姑娘“告诉”警察，当时丈夫其实没死，是她抱起丈夫的头在桌角又狠狠一磕，才死了。哑巴姑娘从容走进最不自由的牢房，可对她来说，又是最自由的地方。
而之所以起名《山坎》，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某山坎上的小庄子里。影片最后，在被警察带离以前，哑巴姑娘看着那些早已麻木的乡里人，跑上山坎，注视着千万同样的庄子，想要唤醒却做不到。
出于对它的偏爱，谢兰生用它去参赛。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换了选片主席的电影节的组委会竟然认为最后“警察”救出哑巴这个片段似乎在为政府宣传，希望兰生能改一改，最好别让“警察”出现，甚至可以直接换成《黑白》参加主竞赛单元。
谢兰生真的呆了。
他跟对方努力解释，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故事里，哑巴姑娘真的是被当地警察带出来的。
然而对方软硬不吃，就觉得有政治宣传。
谢兰生也非常失望，两边最后吵了起来，谢兰生问：“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警察，您也认为不OK吗？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法官，是不是也不可以呢？中国哪儿就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有偏见呢？”
他们两边吵来吵去，对方最后盖棺定论：“如果不能换《黑白》来，那今年就干脆别来了。”
谢兰生也生了气了，说：“不去就不去！”
顿顿，又道：“您有偏见，您当选片主席的这几年我都不会再想去了！拜拜！！”
哼！
谢兰生知道，虽然说戛纳电影节选片团由10人组成，其中5人看外国片，最后电影节主席、选片主席、一名导演、一名记者、一名电影爱好者共同决定入围名单，可实际上，主席或者选片主席经常自己决定一切，一个人在家就看完了。他们实在不爱《山坎》，就算了。
放下电话，谢兰生也觉得好累。
他怕自己妥协多了，棱角就没了。
他听说过，电影节有政治倾向，《山坎》证明这是真的。仔细想想，戛纳电影节资金由法国国家影视中心、普罗旺斯大区政府和戛纳市政府负担，威尼斯电影节资金来自意大利文化部，而柏林电影节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文化部，其实都难“独善其身”，虽然，今年这新选片主席似乎尤其……更糟的是，这些电影机的主席一年一换，选片主席却是一做数年的。
一边不让导演说好，一边不让导演说坏，好好地想讲讲故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部片子从头到尾总有“好的”也有“坏的”啊。《山坎》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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