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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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因为自己是北京人，谢兰生还“采访”了他念清华的几个同学，而后，在地图的背面，他提供了各大食堂各个餐馆的拿手菜和廉价菜还有哪些报刊亭能压价等等生活信息，非常实用。清华大学不发地图，这是一个赚钱机会。
谢兰生让小红小绿在新生的宿舍前卖，两毛五一份，一口价，果不其然十分紧俏。不仅仅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硕博新生，甚至不少正好路过的学长学姐也掏钱了！
比想象中出的更快！
谢兰生还卖北京市地图和电话卡。
他研究过，最终肯定“磁卡电话”是新鲜的好玩意儿，即使是在首都北京。前几天，《人民邮电报》刚推荐电信公司大力推广磁卡电话这项业务。想想就知道，电信公司大力推广就说明它会变普及。
以前，老百姓们接打电话主要靠“传呼电话亭”。公用电话有人值守，一般设在居民区外。电话搁在小木板上，电话线被接进屋里。若有电话找某某某，电话亭的值守大妈就会大叫“张三！”“李四！”不过呢，因为电话总被个别“值守大妈”给霸占去，“三不让打六不让呼”，1981年中，北京街头出现了无人值守的投币电话，但手握着一捧硬币去打电话也不方便，于是，1989年，又引进了日本产的“田村卡机”并且开始在宾馆和饭店安装磁卡电话，人用卡就能打电话，还能看到资费、余额，非常方便。到这时候，北京已经安装了近200台磁卡电话了，它们面向社会大众，使用人数正急速增长。
谢兰生看中的正是在兴起的磁卡电话。
他让助理小红小绿跟新生们推销电话卡：“投币电话总要排队，而且北京冬天很冷，站在雪里打电话会冻坏脚趾的，超难受，女孩子们也不安全，可磁卡机安在饭店，它旁边儿就有暖气，不管跟人说上多久身上都是热乎乎的，也不用担心有坏人了！咱们的命多重要啊！再说了，准备一把钢镚儿多不方便哪，总得到处求人换钱！”小红小绿还会指指谢兰生的清华地图：“看到没有？这里，这里，红圈里的两个饭店都可以打磁卡电话呢。”
他们俩还人手一张官方的《人民邮电报》，指着《电话卡——电信公司又一财源》的报道说：“看到没有？邮电部都在宣传了，官方已经在推动了，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美国日本都在用呢！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多的磁卡电话的！”
谢兰生的磁卡电话面值有10元的，有20元的，也有50元和100元的。他卖10元的能赚5毛，20元的能赚1块，50元的能赚2块5，100元的能赚5块，利润可观。
在这清华大一新生刚开学的日子里，学校地图加电话卡双管齐下一起兜售，一天生意做下来后，小红小绿赚了200，其中地图赚了100，电话卡赚了100。
他们两个数着钞票，都惊呆了。
“好！很可以！”见首战告捷，谢兰生也来劲儿了，又绘制了北京各大高等学府的地图。北京被称“文化之都”，高等学府密度很大，谢兰生就白天考察，晚上绘制，又画又写，小红小绿则分头去目标高校做生意。他们两个分开以后一天大约能赚三四百。清华、北大、人大、北邮、中戏、北影、中央民族……北京市的各大院校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不过，因为个别原因，北大在销量上稍微差点。
莘野毕竟是个影帝，不太方便跟着卖货，再说，他也没想搭这个手。他几乎不跟着乱跑，而是每天去咖啡厅看看自己的英文书。谢兰生也拿来瞧过，发现有说电影的，有说管理的，又说经济的，有说金融的，有说市场的，五花八门十分庞杂。莘野看书速度很快，基本就是唰唰地翻，看英文比看中文的速度要快得多了。谢兰生还挺疑惑的，不知道这莘大影帝以后究竟想要干什么。既然他要跟上影谈，那应该是要当演员的，可是他又狂看商学等等方面的专业书，似乎又想当大老板。谢兰生的感觉就是莘野自己也没谱儿，可对方又偏偏显出成竹在胸的样子，非常诡异。
谢兰生卖东西很忙，也没工夫研究别人。
绘制地图就讲究时效，开学久了就卖不掉了，谢兰生一直画到两手发酸，手指发肿，两只眼睛全是重影，才紧赶慢赶，终于是在9月1号6000块钱给凑齐了。
总算可以进入后期了。
他心潮澎湃。
第20章 《生根》（十八）
对《生根》的后期处理； 谢兰生在一开始的打算就是去澳洲做； 包括剪辑、配光、冲印、配乐。
在中国大陆； 没有电影拍摄许可连冲胶片都不被允许，各洗印厂在接单时首先做的就是查验手续是否齐全，因此； 谢兰生的这部电影必须送到国外冲洗，香港也行。何况，谢兰生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些洗印厂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甚至还会出现机械有故障或显影液不稳定这种低级错误； 让一切都功亏一篑。
对于具体在哪国做，谢兰生选择了澳洲。澳大利亚是全世界冲印技术最好的国家； 连好莱坞的动作片都经常被送去做后期。澳洲公司态度认真，剪的片子质量过硬； 懂很多国内洗印厂不懂的小门道小技巧，在价格上也并没比香港公司贵上许多。
带着美好的憧憬； 谢兰生在预算以内选了一家好的公司，叫ABC LAB。
谢兰生的资金短缺，他没办法让对方先冲洗一个样片出来、他看一看再跟剪辑一起讨论剪辑方向； 他甚至都不能亲自飞去澳洲跟LAB的人面对面地讲述要求。他只能在电话里说； 让LAB的人直接动手剪，而《生根》它是好是坏就全都在一念间了。
一般来说，电影都是边拍边剪，有容错率，剧组导演每拍一段都会叫人送去冲印； 主创团队每隔几天就要一起看次样片，看看摄影、灯光、走位、表演、有没有穿帮。如果哪里出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回头补拍，没问题就让自己厂的剪辑师用底片剪，导演正式关机那天剪辑都能完成初剪。可谢兰生囊中羞涩，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谢兰生把分镜脚本的复印件寄了过去。他绘制的分镜脚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没有省略，没有火柴人。在脚本上，谢兰生还用英文把需要说明的都写好了。谢兰生在写的时候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像在对待珍宝，他甚至还花了两天专门练习写英文字。英文字贴不太好买，他连跑了几家书店。
跟LAB的剪辑师打电话时，谢兰生手都在抖，冰凉冰凉的。
他用蹩脚的英文说：“是这样的……我是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我并不在16家国营制片厂里上班工作，是自筹资金、自己拍摄《生根》这部文艺片的。现在，我的钱只够洗一次，就一次，所以不能看样片了，甚至不能看底片。底片冲好就直接剪，没有重来的可能了。”谢兰生跟ABC LAB客户部已经沟通过几次了，知道自己这25万块都能做些什么事情。后期每步都太贵了，几万几万的。去澳洲也非常昂贵，机票就要好几千了，还要吃饭以及住宿。
剪辑师叫Nathan，已经剪了20年片子，经验非常丰富，连他也被谢兰生的要求给吓到了，说：“Wow，谢导，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客户选择这种方式。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底片一剪，再想修改就不容易了，我们建议别动底片、剪copy的样片。”
谢兰生说：“我知道。”胶片经过显影、停显、定影、干燥等步变成原底片，呈现负像，而原底片只有一个，非常珍贵。
他不仅知道，他还去过洗印厂。洗片大厅里充斥着卤化银药剂的味道，与胶卷的味道一混，比荷尔蒙还要迷人。工作台上有剪胶片的小铡刀，还有用于做标记的白色记号笔。当时那家厂子是用自动卷片的剪辑台来剪辑的，下面挂画面拷贝，上面挂声音拷贝，一部普通国产电影至少要用十本胶片，加在一起3000米长，让谢兰生印象深刻。师傅们跟导演、摄像商量前期的测打光，让对方务必考虑周全，因为后期很难调整。
顿了顿，谢兰生说：“是这样的……我已经把分镜头表给贵公司寄过去了。”
“对，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镜头表比较详细，每一场的下属镜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同时，因为需要节省胶片，我们几乎每个分镜都只拍摄了那一次。唯三拍了两次以上的地方出现在脚本的第65页、第130页以及第195页，对这几处请都使用最后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经在分镜脚本的空白处标出来了，我想这些会给LAB的剪辑降低一些难度……还有，为给后期提供方便，在片场时我们是用英文说写拍摄场次和镜号的，可以对上。”
Nathan似乎在考虑可行性，语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对不起，我也没钱去悉尼了——”谢兰生的一把声音在柔和中带着坚持，“我只能用电话和您说明这部电影的立意、剧情、人物性格、还有伏笔。”
“嗯，您说。”
谢兰生把莘野改过的英文稿缓缓念出来，并且确保Nathan听懂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对莘野还演练过，莘野说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听得十分认真，还反问了几个问题，谢兰生都一一答了。Nathan还是希望谢兰生能冲一个样片出来，并亲自到澳大利亚和实验室即时沟通，可谢兰生真的没钱。
最后，谢兰生说：“Nathan，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自己拍电影的团队。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来，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开个好头，抛砖引玉，给类似的电影团队一点灵感、一点激励。”
Nathan道：“我理解。”
“我……”谢兰生几乎是在乞求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如果您能把它当做您自己的片子来做，我一定会从我心底里感激您，并且永远铭记您的这份善良。”他希望能得到支持。
听到“always remember your kindness”，Nathan被震了下，半晌后才道，“说实话，只剪一次，只冲一次，即使对我而言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你们既然经费有限我也不就多说什么了。我没办法保证任何事，我只能说，虽然这单金额很小但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兰生说：“谢谢，谢谢。”
放下电话，他长舒了一大口气，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搞定了。谢兰生会相信Nathan，相信对方能给《生根》最合理的剪辑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现方式，也相信Nathan并不会把相对简单的《生根》剪辑给搞砸。
…………
把摄影机还给北电，把灯光还给在开广告公司的本科室友张世杰王中敏（第1章 ），谢兰生把几本胶片按照顺序整理了下，便郑重地去邮局了。
他要把《生根》的胶片寄到遥远的澳洲去。
小红小绿都不在，莘野已经去上海了，谢兰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办理邮寄。
在谢兰生家旁边的邮电局东四十条所，谢兰生跟柜台阿姨买了一个大纸壳箱，把封好的《生根》胶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称了重量，贴了邮票，接着抱着小纸壳箱，右手掏出一张白纸，问对面的柜台阿姨：“那个，这张说明，可以贴在盒子上吗？贴在哪里比较合适？”
柜台阿姨十分不耐烦，问：“什么东西？”北京大妈嗓门超大，谢兰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这个趋势，谢兰生总觉得不妙。
谢兰生答：“给海关的一个说明。”
“哈？”
谢兰生又大了点声儿：“给海关的一个说明。”
这是莘野曾告诉他需要准备的东西。谢兰生活了22年多从没寄过国际包裹，也不知道向澳洲寄电影胶片需要清关，然而前几天，就在他刚下定决心要去澳洲做后期后，莘野给他打电话说“一切发往国外的东西都可能被对方国家的海关开箱查验”，让他准备一个显眼的“attention”字条贴在箱子上，同时也贴在每盒胶片上。
白纸上，有谢兰生用中英文给海关写的请求信：【内含胶片，不能见光，恳请海关谨慎开箱。】是用粗黑的笔写的，非常显眼。
虽然知道邮电局并不会管违法拍电影，可谢兰生还是心虚，拿着纸条遮遮掩掩，怕被看出他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坏人来。
“说明？”北京大妈嗓门惊人，一把夺过谢兰生手里攥着的说明，扫了一眼，有些了然，又轻飘飘地扔回去，说，“放那吧，我等会儿给你贴上。”在谢兰生贴邮票时她已经开始服务下个顾客了，这会儿谢兰生回来，她手里活却还没完。
“谢谢谢谢，真是辛苦您了。”不过，话虽然是这样说，谢兰生却并未离开，只钉子般站在那里。
柜台大妈又瞥他一眼：“行了，放那吧！你可以走了！”
谢兰生则好脾气地笑：“大姐，这个说明太重要了。我也知道您不会忘，但还是想亲眼看见它被帖在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