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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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兵当真就没有直接打到宜昌而是扭头转向其他战场……
又有一种说法，说是前面这种说法不对：就说龙水湖被捕，若是面对军阀的鬼头刀，十九岁的卢作孚脸孔上露出一丝心慌恐惧心理神色，还会有大足士绅援手么？再说合川被诬，若是二十出头的卢作孚那一夜只会抓着铁窗喊天，还会有合川民众联合相救么？更不要说宜昌，若是卢作孚当断不断，不敢担当，如果卢作孚算错一个数，就是日本鬼子再“给”四十天，荒滩上的那十万吨铁，也将化作十万吨铁锈……于是这种说法认为：所谓天赐良机，就好比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这人绝不放弃生存希望，一直巴望着一个馅饼；其二，天上掉下这个馅饼时，这人一直在场，摊开双手便能接住。否则，馅饼落地，陷在泥里，也等于天上没掉。
种种说法，看人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得法，要不，怎么叫“说法”？
获政府担保后不久，文静与李果果送卢作孚到机场。目送卢作孚所乘的飞机升空，文静咕哝道：“只带一块美金，出国他怎么办啊？”
李果果说：“他说，带再多也没用，出国后自有办法。”
这些日子，受到总经理情绪影响，文静也很开心，她掰着几根手指说：“能只带一块钱闯世界，回来时便拥有世界的人，这世界上能数出几个？”
李果果掰下文静竖起的一根手指，“能数出几个，我不晓得。我就晓得，我们小卢先生肯定是当中的一个。”
“你不是卢作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机场海关，一个华裔官员，用略带上海腔的汉语对卢作孚说。
“我不是卢作孚，是谁？”他对面，正要入境的卢作孚一愣。
“你是王开！”华裔官员望着手头的护照上卢作孚照片，照片依旧是当年去美国时穿民生服、留光头的卢作孚。
卢作孚顺势望护照，明白过来，一笑，“你是华人？”
华裔官员摇头一笑，礼貌，却不失公事公办的姿态，不答卢作孚的话。
卢作孚笑容不改又问：“上海人？”
华裔官员笑道：“拉老乡？国外不吃这一套。”
卢作孚依旧笑容可掬，“出来没几年？”
华裔官员反问：“问这个，有什么意思么？”
卢作孚道：“你乡音未改。上海有家老字号照相馆，王开照相馆。”
华裔官员再看照片，哑然失笑，原来照片上“王开”二字，印的是照相馆的字号。华裔官员是个称职的海关官员，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你虽然不是王开，但你还是不是卢作孚，卢作孚留的是光头。”
卢作孚说：“哦，我怕外国人把我当成和尚，留了发。入乡随俗嘛，你不也是？”
华裔官员再望卢作孚，大笑，让开了通道。只带一块美金的卢作孚一步踏上加拿大国国土。
1946年10月30日，卢作孚在蒙特利尔与加拿大3家银行正式签订借款协议。签字后，卢作孚一叹：“活生生拖了一年多，战后物价上涨，原本能造12艘轮船的借款，眼下只能造9艘了。”
卢作孚决定建造门字号江海客轮。合同规定其中6艘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交货，3艘大型客轮在1948年夏季交货。
在加拿大，卢作孚见到了民生公司派来学习造船开船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卢作孚的长子明贤。抗战打赢后，明贤从青年远征军回来，读完大学，即被父亲派往加拿大。明贤终于可以回到自己在大学本科学习的船舶机械专业。此后一生，他一直在民生公司从事这一本职工作。直到1966年，在重庆江北青草坝民生船厂，因抗战期间参加青年远征军而被戴上白底黑字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袖套，他仍始终没有离厂……
1946年8月28日，民众轮首航基隆，开辟上海到基隆航线，成为民生公司由江河驶入海洋第一船。
同年10月31日，民众轮由基隆首航天津，开辟北洋航线。
同年10月10日，梁漱溟赶到上海马思南路，与周恩来长谈，11日坐夜车返回南京，为和平奔走。上海到南京，路不远，夜发晨至。连日奔走，梁漱溟在车厢内睡着了。火车汽笛拉响，梁漱溟才醒。推开车窗一看，火车头喷出的热气与清晨火车站升腾的雾气交融成一团，汽笛刚停，梁漱溟便听得报童卖报声。隐隐听得“张家口”三个字，梁漱溟心头一紧。这正是这一年这一个月来，中国两党两军，所有关注中国的国人最关注的一处地方。9月下旬，周恩来刚通过马歇尔把一份紧急备忘录递到蒋介石手头，称：国民党军队倘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就是中国和平的全面破裂。早在今春梁漱溟由延安返回北碚，蒋介石便已经让梁漱溟震惊，发起内战，撕毁了与毛泽东的协定。梁漱溟从车厢门的小铁梯上一脚刚踏上南京地皮，便叫来报童，读到了关于“张家口”的最新消息。守候半夜的众多记者涌向车厢门，将梁漱溟团团围住，纷纷抢先提问，问国共两党和谈有望否。梁漱溟盯着报纸，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再也无可奉告。次日，中国各地的人们起床后，买到的各家报纸都登了这句话，一时间，梁漱溟的一句话成了国人的口头禅：“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梁漱溟去意已坚，他与老友卢作孚有一点共同的个性，说做就做，说去就去。同年11月6日，梁漱溟离开南京，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位，后来，甚至连盟员都辞去。国共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便退回到老友卢作孚多年建设的北碚，在金刚坡的勉仁国立专科学院，即后来的勉仁文学院讲课，一面埋头撰写《中国文化要义》这一部“因战事、国事而时时辍笔未能及时写出的书”，“阐述我对老中国之认识”。
金刚坡在北碚城外，去北温泉公园半路上，再向上，便是缙云山。1948年底的一天，难得的晴天，斜阳将半坡染金，清风奏起满山松涛。梁漱溟没工夫去赏这山景，他忙着著述《中国文化要义》，而这勉仁学院的书斋，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偏此时，门被敲响，一听便知不会是卢作孚，卢作孚敲门可不会这样急迫难耐。不消见面，梁漱溟便知来者是谁。果然，来访的是《大公报》记者王文彬，一个急国人之所急的难得的记者。
“蒋介石即将下野！”一进门，王文彬就说。
“换谁？”梁漱溟问道。
“蒋下李上。”见梁漱溟拂开书稿就问，王文彬赶紧答道。
“李宗仁上台主政？”尽管王文彬只说了两个人的姓，梁漱溟马上听懂。
“早知道，梁先生年轻时便是学界泰斗，可是，自年轻时起，就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人在金刚坡，对坡下时局变幻竟如此熟悉！”王文彬一叹。这也正是这两年来，他是新闻界跑梁漱溟家最勤的记者的原因。
“我人虽然穿往于课堂，静坐于书斋，但对打得热火朝天的内战，却仍然关注着。两年前那个春天，我跑延安去见毛泽东，问和平，问中国前途。谁知刚回来，蒋介石先生便吓了我一大跳。”
“发动内战。”
“万牛莫挽，气势汹汹，大有三月半年消灭共产党之势。但局面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国民党一步步由优势变为劣势。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战火中，中国的老百姓再一次经受磨难。时至这1948年底，国民党退守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国民党是这场内战的发起者，又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经受几年的战火之灾。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只有呆在书斋里静观默思了。”窗外，夕阳斜照，农人牵着老牛，荷着犁头，显然是刚犁完了冬水田，要回家去。梁漱溟望去，不再说话。
“这，才是梁先生埋头著述的真正原因吧？”王文彬翻着桌上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每回来，都见书稿增厚。
“那，王先生跑上金刚坡我这寒舍来的真正原因？”梁漱溟望着王文彬。
“李上台，要再次呼吁和谈。共产党那边，反应会怎么样呢？时局急转直下，在现今情况下呼吁和谈，共产党恐怕不会像两年前那么好说话了吧？”
梁漱溟沉默着。斜阳收敛了最后一抹金色，昏鸦噪林，又有无数只叫不出名的鸟儿结了阵在山影中盘旋，鸟声伴着牛铃声，嘉陵江边，远远地有川江号子加入了这黄昏山水间的大合唱，又赶上一声汽笛，几年来寄身小三峡山水之间的梁漱溟一听便知，是民生轮船拢了北碚，正趁着天黑前向合川赶……梁漱溟脱口而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便有真意，也不知如何辨，更忘了该如何说……”
“可是，此时此地，在重庆，只有梁先生您站出来，最合适。为百姓说话，仗义执言，公正执言。”
“我一个书生说话，说给谁听？”
“听与不听，在他们了。”王文彬热诚地望着梁漱溟，“只要先生写出文章，我《大公报》负责发表。”
“我愿为新出现的和平谈判局面说话，”梁漱溟沉吟道，“不过，我的言论很可能国民党方面听了不满意，共产党方面听了也不满意，国共双方都不满意。”
王文彬不再劝梁漱溟，他知道梁漱溟想说什么了，他也知道，梁漱溟一旦开口，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然不顾对方好恶，全然不顾自身安危……
梁漱溟最后道：“就这样，我只以个人身份出现，只呼吁和平，绝不奔走和平。只言论，不行动。”
隔年元旦，梁漱溟听得山下传来爆竹声，北碚人也开始学会过公历新年了。这个从一破土建设便在街道旁种下法国梧桐的西部小城镇，早就可以见出它的缔造者放眼世界的目光。想来和自己一同到北碚，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务长的四弟梁焕奎这阵子该是正在和同事们同学们一起放爆竹，或者在北碚城中心的人民会堂演出话剧《雷雨》？听四弟说过，他们立信的几个同事老师，张甸、黄婉如，排了一台戏，公演后颇得好评，四弟还给梁漱溟看过演出后的合影。
接下来，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中国是一个戏剧的国度。数千年来，演戏看戏，几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与娱乐，而且无论元剧昆剧京剧川剧，最爱演最受看的，总是历史剧。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剧。冥冥之中似有一双手在担任编剧，无巧不成剧，戏剧的“巧合”这一技巧，被这双手运用到极致，其编造与夸张的程度，往往令人世间的编剧们黯然失色，叹为观止。蒋介石下野后十天，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悄然离开六朝古都、本朝首都之时，毛泽东大张旗鼓进入北平。中国历史上担任首都最频繁、次数最多的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到了这一年，同时敞开两道门，像似戏台子上一左一右敞开的“出将”、“入相”二门，一出一入，分别迎送了当今正在交替中的两朝元首。不过眼前这戏台子比往常的大些，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的人把中国的版图看在眼里，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百年那风雨飘摇的一片海棠叶子，却更像一只昂天正要开叫的公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重庆市市长杨森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给梁漱溟送来刚买好的机票，请梁赴南京“商谈国事”。梁漱溟不去。李宗仁到重庆来了，程思远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带来一大笔钱，并邀梁漱溟去重庆见面。李宗仁与梁漱溟是广西同乡，交往已久，北碚就在重庆郊区，近在咫尺，可梁漱溟就是不去。人虽不去，却把钱留下了，梁漱溟说：“至于这笔钱，我收下了。目前我在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对学校的资助吧。”梁漱溟恪守自己的诺言，“只言论，不行动”。从而恪守着不国不共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
1949年，就从蒋介石下野这一天起，到二月间，梁漱溟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内战的责任在谁》、《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梁漱溟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
“别的什么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道。
“这一条必须谈！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这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