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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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夫唱妇随。”卢作孚每每一笑，蒙小妹照旧是遇上丈夫与人说话，她便默默退后一步，侍立丈夫身后。
明天一大早，民众体育场怎么可能有什么“酒文化”，乐大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不过，这卢作孚从来不打诳语，他说有，就有。那年他敢把全北碚的人喊拢一堆，也在体育场，说是看飞机，他当真叫飞机在天上刹了一脚。
与卢作孚分手，乐大年去渡口，赶收班渡船过小河，去对门子夏坝亲戚家投宿，路过民众体育场大门，顺便望了一眼，见大群学生，正在老师带领下，清扫场子。看来明天当真要在场子里做出个啥子事来。第二天，乐大年起了个大早，来到渡口，不料遭遇多年不遇大雾，封了渡。生怕错过“酒文化”盛事，乐大年沿河上寻，找了半天才找到条小船，多给几文船钱，冒了点风险摆渡过河，径直奔向体育场。一路上纳闷，打抗战以来，这北碚便成了早起的城镇，往日里，天刚亮，火焰山平民公园前，便有人舞刀弄棒，街心花园便有学生背诵古文、操练英语。卖早点的，早已开张。出远门的，也见上路……今天早晨却静得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点人声。人们今早为啥全体一致地睡懒瞌睡去了？乐大年一脸困惑走向体育场，从大门口外远远望去，体育场像个大黄桶，桶里装满了冬天早晨的雾。场子里听不到一点声气。乐大年云里雾里，捉摸着，到底是自己没有文化，还是今早此地并无酒文化？正这么想时，晨风微动，恍兮惚兮送来一抹酒香。初闻恍如梦中，乐大年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但这酒香不绝如缕，且越来越浓，乐大年长长地吸了一口，于摇曳雾幕中，辨察香源，扭头看时，通体育场这条街，游移的雾流上，大个大个的酒坛子，结成长长的一队，向眼前漂来。于是听得脚步声，由远而近，沙沙沙沙，来得轻盈又整齐，看清了，酒坛子是被人用托盘捧着的，一个个圆鼓鼓的坛肚上，贴了一方方红纸，每一方红纸当中，都用墨笔写着一个酒字。真草篆隶，众体俱全。乐大年虽不喜诗书，但多年与士绅为伍，耳濡目染，哪有不识得书法的？一望便知，这各体书法，无一不出自名家之手。却又非一名家所书，仿佛每一个酒字都出自不同手笔。那带三分书卷气的“酒”字，属文人书法。那看着就似一幅画的“酒”字，属画家书法。那古朴似拙的“酒”字，肯定是吃书法这碗饭的专家所书。更有无数个“酒”字，虽不是十足的书法味，却一个个站得住，坐得稳，蹦得起，呼之欲出，或喜或怒或笑或骂，皆自成一体，一看便知是那虽未习书、却喝了多少瓶墨水在肚内自成一大家的文化人所书。乐大年一想便知，这一百酒字定是请了今在北碚的一百名人所书。如今，要请名人写字，实在不是难事。你只要想好了词儿，当然必须是打抗战的词儿，敲开随便哪户名家的门，人家保证二话不说，提笔就给你写下。若是你想的词儿不够分量，人家还会帮你另想。可是，今天，哪个有恁大本事，约齐了一百名人在这一百坛子上写这一个“酒”字？这个搞酒文化的人，面子真大！乐大年再看时，一百托盘中，每个酒坛边上，又拱卫着一个大钵，钵中盛物，冒出钵沿，不看则已，一见此物雪绵嫩鲜冒着腾腾热气，美食家便馋涎欲滴，来者正是北碚豆花，伴着土沱酒。豆花酒，好朋友，一盘里托着，捧坛端钵的，却是足数一百个女学生，一百张脸笑得灿烂，叫人一看便想起青春季节小三峡中盛开的山花，叫人看一眼当下便能懂得，为何老祖宗偏爱用花来形容她们？女学生与豆花酒对对直直送到乐大年眼前，又袅袅婷婷一百八十度一个直角拐弯，拐进了民众体育场大门口。乐大年不由自主亦步亦趋踩着女生们的节拍跟在她们队后，入了场。此时，雾幕随着人流涌入自然拉开，乐大年这才将全局看在眼中。这民众体育场，始建于卢作孚当峡防局长任内，当年便是合川、璧山到巴县、乃至重庆资格的体育场，所谓资格，那是完全参照国际建制，四百米跑道，数千人座位，篮球打得，足球也打得。此时，偌大的场子里，摆满了席。横十竖十，好数，刚好百桌。百个女学生捧出的百坛酒百钵豆花转眼摆满席面。
证得卢作孚所言非虚，其实过之，美食家乐大年心头一阵狂喜，幸好一早赶来，才赶上这“酒文化”！
可是一大清早，这一百席豆花酒，是谁摆的？摆来谁吃？乐大年心头再生疑问。第一问好解，这北碚的事，无论小事大事，但凡出新的，有品位的，多半出自老朋友卢作孚的主意。第二问却好生叫人困惑，这豆花酒摆来谁吃？只见女生们已经将每张席面摆上八个大海碗，八双筷子。乐大年有自知之明，知道八百副碗筷当中无一副是为自己摆的。便放眼看去。只见百席之外，围聚万人，将场子周边椭圆形跑道围得来铁铁实实密不透风水泄不通让人想起北方那边的万里长城。乐大年单挑当中熟面孔数下去，合川举人到场，坐在傅抱石身后。扶着“九条命”百岁老儿旁立的，像田汉先生。一百女生也退到场边，顺势站在一群女子身边，簇拥着白杨、张瑞芳……一百张花儿朵儿般光鲜的脸蛋当中，顿时星光闪耀。
乐大年认得出的明星、名人不少，可是眼前这场合，乐大年却认不全，认慌了又怕认错。
其实，乐大年便认错也错不了哪里去，大约如彼，其实过之——如果要统计抗战时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艺术界电影界戏剧界有多少位名人、明星曾与北碚结缘，不如统计各界明星名人中还有多少位未与北碚结缘……
1938年，中国典学馆创办者杨家骆在大撤退途中至宜昌给卢作孚写信，就中国典学馆所藏“盖与二十史同其量”典籍史料及各书版片撤退事说：“现图于入川之后，在北碚觅一地点，使一部分工作得以恢复。”多年后，杨家骆忆及此事：“骆以抗战避地入川，卢作孚、子英昆仲为接运‘中国典学馆’之书籍百余箱至北碚。时子英方任‘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主任。时学术机构多已迁川，而不得恢复工作之地址。骆建议子英，应尽力助之使来北碚，子英谬采骆言，于是在抗战中北碚遂有文化城之称。如中央研究院之气象、动物等研究所，经济部之地质调查所，农业实验所，教育部之编译馆、礼乐馆、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中山文化教育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新设之中国地理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均先后设于北碚。”就在这天的公宴之前，撤退内迁碚四十家文化单位、学术团体联络北碚各界，倡修《北碚志》，顾颉刚担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正伦为修志馆馆长。北碚，十几年前卢作孚前来开发时才不过是一个乡，此时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区，而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史上罕见。
人道是：大撤退后，中国的大学集中在西部四坝，中国的科学文化精英同样集中在西部，除了延安县，便是北碚乡。不过，1944年雾季之最的这一天，北碚这个抗战“文化城”的民众体育场中，名人明星密集度，趋于饱和，达到顶峰。
乐大年恍恍然间，觉得对面有紫光一缕，直冲天空，一眼望去，人群中有一人，着灰袍，一双眼睛无嗔无喜，乍看与平民全无两样，和光同尘，却令乐大年肃然起敬，咋舌低叫：“他老人家也下山步入红尘啦！”这一回他相信自己绝不会认错——是抗战打响，来缙云山上创办佛学院的太虚大师。前两天乐大年才上山听过开示，讲的居然是四万万同胞爱国，人间佛教。结语一句：“这北碚，真是一方人间净土。”既是净土，上座大和尚上山下山，等无差别，上下一如，理所当然。只是，佛门中人，莫非也来赶这豆花酒，弄这“酒文化”？
“稀客稀客！”忽听得有人大声招呼。体育场虽是站满了人，却无一人大声喧哗，这一声叫唤，引起乐大年注意，却是大师傅丁小旺刚指挥摆定席面，白围腰才脱下，抬头看见对面并排几人，赶紧在围腰上揩了手，伸出去，挨个找人握手，还把一张脸笑得稀烂，语无伦次：“欢迎你，大千先生……”他握住一个美髯过胸的人的手。“悲鸿先生，你也来了？”接下来又握住一个眉清目朗男子的手。“这才叫稀客哟，丁小旺的豆花今天才叫三生有幸哟！快请，快请！”
对方或不苟言笑，或微笑点头，却无一人移步场中。一百钵北碚豆花冒着热气，一百坛土沱酒冷香四溢，全场万人，无一人向那一百张席桌上伸手端起碗筷。上座嘉宾、名人明星，无不到场，却无人举杯动箸，今日这酒，就算被抬举得有了文化，却也还等着人喝啊。乐大年直性子，肚里有话，就想问，一时间却找不到人问。满场名人民众，一片肃穆，好像今日来此，自己不过是做东或陪客，全都眼巴巴望着体育场大门——难道，真正的主宾还未入场？场子中这些人都够不上主宾，今日这百桌酒的主宾，还能是谁？
正这么想时，听见得平日里比赛的裁判台当中有人站起，却是北碚区长卢子英。今日他打扮非比平日，不穿灰制服，却是一身紧身的戎装，足蹬雪亮的马靴，俨然一个大将军。他也不用喇叭筒，只敞着喉咙管吼出，中气十足，声气便送到全体育场万人耳门子中。乐大年听得分明，是：“北碚区民众公宴现在开始！”
原来是“公宴”，怪说不得如此作鼓振金。但是，此话一出，仍未见有人上桌，便听得卢区长大喊：“请主宾入场！”
顿时，全场万人都站起身来，连老态龙钟的举人都拄着棍从观众的石梯坎长排排座位上拄了棍棍直起身子。乐大年自然不甘落后，便敢随卢区长及众人一起转过身来，望着体育场正对街口的那道大门。还未见人，先听到的，是脚步声。由远而近，“嚓嚓嚓嚓”，来得沉重又整齐。原来主宾非只一人，竟结队而来。大门口冒出人头来，一颗颗全是光头，刚从峡口冒出头来的那一颗太阳凑上了热闹，白生生的光头顿时红光冲天。光头的队伍十人一横排十排成一队，好数，百人成一方阵，前前后后，走进八个方阵，总数好算又好记，正合了七年前黄浦江边四平仓库壮士之数。这么联想，并非乐大年不着边际，此时进得北碚民众体育场的，可不正是八百壮士？壮士们踩着军人跑操的步子，走近了，看时，青一色的新军装，全无帽徽领章，尽是十八岁、二十啷当岁的小年青。八百壮士前后左右，又有人举着锦旗簇拥着，旗上题字：国民表率
蜀民前驱
忠勇可风
精忠报国
歼灭敌寇
还我河山
……
看落款，全是北碚各单位与民众团体所赠锦旗。
最抢眼的是壮士队中自己扛着的一面大旗：“十万青年十万军”。
乐大年明白过来，今天这百桌酒，摆来是派啥用场的。
此时，八百青年井然有序已站到场子里百张桌面跟前。那八仙桌每边二人，每桌八人。横平竖直，一百个小方块，连缀成一个大方阵。远看像春天家卢作孚在河对门夏坝栽的小树子苗圃，又像是每年子北碚民众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上的团体操。站定，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就见当中裁判台上一人起立，端起一碗酒，朗声道：“一碗酒，各位志愿军动手；二碗酒，日本鬼子出丑；三碗酒，中华民族天长地久！”
听口音，不是川人。看这人胸前，挂着“民众代表”的牌子。就这三句，说完再无多话。乐大年认出这人，是宜昌大撤退后到北碚草街子兴办育才学校的陶校长。乐大年反刍似地咀嚼这三句话，人家一个“之乎者也”都没有，却字字句句都敲打着人心，话声未落，场子里吼声雷动。乐大年晓得了，为啥昨天卢作孚说“明天一大早，民众体育场就有酒文化！”听罢陶校长三句话，乐大年红了脸，嘀咕一句“斯为下矣”，把自己从前自认为是品酒高论的这一句，拿来说自己肚皮头那点“酒文化”。再顺着陶校长那一排看过去，金刚坡那一方办勉仁学院的梁院长、歇马场那一方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晏院长都在。说出名字来，都是如雷贯耳的文化人，可是，乐大年听过人家的课，说出话来，全是大白话。
乐大年看到的梁院长、晏院长，便是梁漱溟、晏阳初。史家将此二人与卢作孚并称“民国乡村建设三杰”。晏阳初也是1893年出生，这一年，三杰同为51岁。半个世纪后，1998年出版的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以严谨著称的剑桥史学竟有一处大疏漏。日本入侵，中国乡村建设确实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却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