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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1章

我在红楼修文物-第4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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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造精品的研制与开发,与仕途并不怎么在意,更加不会有什么逢迎上官之类的举动,因此多年以后,他依旧是内务府造办处的郎中。
  年希尧听见石咏与唐英这样亲近,忍不住感激地笑了笑,但最后还是对石咏说出来他的请求。
  “您想在我那里谋一个差事?”石咏顿时惊呆了,这又是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确实如此,如今年家已是苟延残喘,勉强支撑。以前凭借这二弟的荣宠,年家不少子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若是再没有人当差,脚踏实地地来做一点实事,年家就真的从此要毁了。我身为年家一员,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唤醒家族里那些浑浑噩噩的年轻族人。”
  “因此,茂行,敝人在此请托,想在您的衙门里,觅一个马前卒的职位,俸禄不在多,能养家糊口即可。”年希尧这时候起身,郑重冲石咏一躬到底。
  石咏惊得手足无措,跳起身将对面的年希尧扶起来。这位老大人的年纪有他的两倍大,此刻却只求在他衙门里做一名小吏。
  “可是,您曾经是一省大员,因何要在我这里觅差事?”石咏不解,将心底的疑问问了出来。年希尧在被夺职之前,可是一省巡抚呀。
  年希尧老实地答道:“茂行,其实我……我这个人,志不在做官,旁人评价我‘玩物耽安’,其实一点儿都没有评价错。茂行眼下的衙门,不正是专门与洋人打交道的衙门吗?我正好与京里的一些洋人传教士打过交道,觉得他们的学问很有意思,我们中华之人未必研究不出来。”
  此刻,石咏与年希尧两人正坐在年希尧的书房里,石咏一转头,便见到年希尧桌上摆着各种仪器,一眼望去,竟都是他眼熟的:直尺、圆规、量角器……除此之外,还有好些说不上名字的。他一时忍不住,径直去年希尧书桌之后的架上看了一圈,见到一本《几何原本》实在是没忍住,伸手从架上取下,当着年希尧的面翻阅了几页,见是一本手稿,便抬头望着对方。
  年希尧点头道:“这是前朝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的手稿。”
  石咏彻底震惊了,心想这年家人到底都是有才之士,年羹尧骄矜,但是兵法诡谲,无人可敌;年希尧为官多年,真正的爱好其实是西方科学;更不用说年熙,十二岁就中了举,几乎是天纵奇才……
  他真的有点儿羡慕年家的基因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官场上待得久了,便越发觉得洋人往往天真而直接,相处起来,没有那么累!”年希尧坦诚了他想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觅职的真正原因。
  石咏心中暗叹一口气,他也颇有同感,毕竟中华的官场已经延续了上千年,能在这官场里待得久的,个个都是精明的政治动物,每一刻都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
  所以年希尧会说,当官,没有与洋人打交道简单,没有研习西学简单。他的女婿唐英会说,没有烧瓷简单,没有吹玻璃简单。甚至石喻将来也会说,没有刷题简单,没有写策论简单……
  石咏点点头,应下了年希尧的请求:“我会向果郡王极力保举。但是您复起,恐怕要等到三个月以后。”
  年希尧身上亦有弟弟的服,完全能理解石咏的考虑,当下郑重谢过了,才送石家哥儿俩一起出门。
  年后衙门开印,石咏果然向果郡王允礼推荐了年希尧。果郡王多少有些犹豫,但是石咏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收集了很多在京的传教士对年希尧的评价,一起送到了允礼处,允礼见了,终于点了头,答应替石咏在皇帝面前说项。


第400章 
  雍正四年四月; 年羹尧长兄年希尧复起,却只是在理藩院下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了一名外事郎中; 正五品。
  这一出起复令无声无息; 几乎没什么人注意到。但却在京里的洋人公使与传教士之间广为流传; 激起了不少水花。石咏暗暗得意; 他麾下拉来了一名人才,便立即又为他这个新成立没多久的部门做了一回宣传,打了一回广告。
  听说年希尧进入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一名法国传教士立即给本国皇家科学院秘书长写信介绍此人:“这一位既非文人又非学者; 但是却足以令欧洲的学者们引为同侪。”此外还写了,“听闻年先生被卷入了政治纷争; 也正因为此; 咏大人的部门才有这个机会,将他纳入阵营。”
  石咏尚且不知道; 他正被在京的外国人和海外关注中华形势的人们评价为“机智”、“会捡漏”。年希尧一上任; 他便与这一位商量起了他们雄心勃勃的海外出版计划——
  前阵子意大利人马国贤已经完成了他在中国四方的游历; 并且将手稿都交到了石咏处,进行审核。石咏对于马国贤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地描绘中华的各处现状、风土人情; 但是要带有倾向性地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这个大国。
  马国贤对此心领神会; 因此他的“游记”看似极为平实地描绘了各处风物,但是在选材方面多少有些倾向性,描述的都是中华最有特色,最引人入胜的景致与风俗。再加上他前往考察的; 都是江浙福建两广一带富庶的地方,所以写出来的文字尽是繁华气象,连石咏读了忍不住掩卷兴叹:我也想去呀!
  他随即恭贺马国贤,对他的著作大加赞赏:“马国贤先生的作品,几乎可以与马可波罗先生的游记相提并论了。”
  马国贤听到这一句肯定,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咏大人喜欢就好。”他这会儿正喜不自胜,想象着他的书风靡欧洲的情形。却听石咏从旁问道:“您在浙江、福建沿海一带走动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过我国民众抗击海上来犯倭寇的情形?”
  马国贤一呆,点点头:“有!”
  他还见过不止一次,老百姓自发的抗倭和官军有组织地抗倭都见过。可这些……也应算是游记的一部分吗?
  “请您把它写进您的见闻录里,”石咏的话不容质疑,“也请您写上,这固然是一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人民非常善良,但是他们有强烈的主权意识,任何来犯之敌,必须迎头痛击。”
  “好,好……”马国贤在石咏面前,哪里有说不的胆气?他知道只要石咏这里审核通过,再由石咏游说朝廷上层就一定很容易。而石咏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说会赞助这本游记在西方的出版,就一定做得到。
  果然如马国贤所想,他的修改稿经过了石咏的审核之后,很快便获得了“上面”的批准,并且获得了五千银元的经费,供他回意大利以后出版此书。
  马国贤见到这五千银元差点儿没激动得晕过去,这些钱对于他这样清贫的传教士而言,根本就是一笔巨款。然而石咏却告诉他,别高兴得太早——这是出版三本书的钱。
  除了以马国贤名字命名的《马国贤见闻录》以外,石咏还拜托马国贤联系欧洲的出版商,出版一本名叫《视学》的学术专著,以及一本名叫《纲鉴甲子图》的中国古代编年史年表。
  这两本的编著者都是年希尧。
  《纲鉴甲子图》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定,记述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后来这本书被石咏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历史年表》,交给马国贤,请他代为在西方出版。
  马国贤也实在是没想到,他回归意大利之后,三本书里,最先被出版的就是《中国历史年表》这一本。因为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非常向往,迷恋汉学的大有人在。这本《中国历史年表》在罗马出版立即销售一空,并且被欧洲好几座开辟有汉学学科的大学和图书馆所收录。他的《见闻录》反而慢了一步。
  而《视学》这一本学术作品,则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特殊领域内的专著——这是一本专门讲述画法几何学的著述,在该领域内是先驱之作。而这一本书,则是在宫中画匠郎世宁的帮助下,定稿完成的。
  这郎世宁是意大利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前来中国传教,结果一到北京却被康熙皇帝相中了艺术才能,进入内务府辖下画工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匠,不让他传教。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来华之时,石咏的工作重心已经从造办处转去了营造司,所以他的人生轨迹一直与郎世宁没有交集。直到此时,因为与年希尧讨论他们的“欧洲出版大计”,他总算认得了这位在后世鼎鼎有名的宫廷画师。
  “郎世宁先生,您最近在忙什么?”
  郎世宁觉得石咏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没有架子,而且一直保持着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在艺术方面则有较高的修养,他便很乐意与石咏交流。
  “咏大人,我现在很忙碌,非常忙碌——我在绘制皇帝陛下的行乐图!”
  “行乐图?”
  行乐图是人物肖像画的一种,画中的人物大多作游玩消遣状,与比较“官方”的朝服像之类有较大差别。
  进入五月之后,雍正便再次搬去圆明园。与此同时,包括石咏在内的臣工们,也能感觉到雍正皇帝的情绪终于慢慢地恢复正常。他不再以极度繁重的政务来麻痹或是惩罚自己,随着西北战事的暂时平息,以及江南等地新政的缓慢推进,这一位皇帝陛下心中最大的压力已经慢慢纾解了。
  可是与此同时,雍正却似乎隐隐约约地愁绪难遣,不知是为了已逝的贵妃,被迫自裁的昔日爱将年羹尧,还是那些再次与他生出嫌隙的兄弟们。
  听说雍正命郎世宁绘制行乐图,石咏忍不住来了兴致,脱口而出,问:“是那种cosplay的行乐图吗?”
  话一出口,石咏便意识到失言了。所幸郎世宁也没听懂,问:“科斯泼雷?”
  石咏只能硬撑:“前一阵子在南方见过一名英吉利来的画匠,向我提起过这种肖像画,就是画中人物是穿着与现实中完全不同的服饰,甚至有些像是戏剧的演出服,装扮成为另一个身份,被画成行乐图。”
  郎世宁听了石咏的解释,激动地点头,说:“是,就是这种!”
  他喃喃地道:“原来这种绘画叫做科斯泼雷?皇帝陛下只管这个叫‘变装’呀。”
  石咏不禁为自己的口误感到万分后悔,希望郎世宁不认识什么来自英吉利的传教士,免得到时候双方一对质,就发现不对了。
  “说实话,我非常享受给贵国皇帝陛下画行乐图的工作。现在的皇帝陛下非常开明,我的画技不再受到束缚,因此很多在上一任皇帝那里,我已经丢弃了的画法,现在也都被我一一捡拾起来了。”
  石咏好奇,于是详细地问了问。原来康熙皇帝在时,宫廷画师之间的主流观点并不接纳“透视”画法,中国画中对物的视点不止一个而是几个,视线的角度也是不固定的,因此人们欣赏画作时,无论看向哪里,都仿佛是视角“呼”地一下就挪到了那里,这是中国人所欣赏的“艺术性”与“虚构性”。
  所谓行乐图,在红楼之中,惜春画大观园图,乃是引用了匠人在盖园子的时候便绘制出的一张细致图样,照着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然后再填上人物,大体便是这种画法1。然而熟悉西洋画法的郎世宁却非常不习惯。
  但是到了雍正朝,在画法上郎世宁是确确实实被解绑了。他开始通过具体作品向中国的皇帝展示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同时,在前一阵子营建圆明园的过程中,郎世宁开始尝试了使用欧洲的焦点透视法绘制这座东方名园,并且辅以人物。这些人物并不如以往的肖像画一般是平板板的正面,开始出现侧脸,或是仰头颔首,脸上开始出现阴影……这些技法,都是以前康熙皇帝完全没法儿接受的。
  但是雍正这里,这位帝王对郎世宁的画法却非常欣赏,甚至有一回,皇帝本人直接在郎世宁绘制的样稿底下批了一行字:“此样画得好!”
  郎世宁自然大感鼓励,除了兢兢业业地完成画工处交给他的工作之外,闲暇之余,也开始教授其余画工西洋透视法,以及油画技法。
  而这几日雍正在圆明园,手头上又没有紧急的政事要处理,便生了画“行乐图”的心思。
  这时候郎世宁正眼看了看石咏,说:“咏大人,我见你骨骼清奇……”
  他一开口,石咏便觉得往下没好话。果然,只听郎世宁说:“你身材与脸型都与皇帝陛下相似,不如你代皇帝陛下做一个麻豆,试一试这些行乐图服饰吧!”
  石咏:“这……”
  他的内心是一百万分拒绝的,但是禁不住郎世宁开口扣上了一顶“为君分忧”的大帽子,再加上郎世宁又向总管内务府的十六阿哥提了一句,十六阿哥最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亲自在雍正皇帝面前提了这茬儿,说是郎世宁亲自举荐,让石咏为君父服其劳,穿着行乐图所用的服饰,让皇帝过目。
  雍正便非常爽快地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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