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色之城-第2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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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他显然知道这首诗是我写的，而且如果他看得懂诗意，一定也能发现里面藏着我和春树的名字。他拿我写的东西递给我看却又说那番话究竟是何用意？
再仔细看，这诗并不是我本人的笔迹，是川琦照着我的字体和笔迹誊抄下来的。
我开始对这个川崎医生有了兴趣。他说下午两点钟后来，我要好好问问他居心何在？
再度将信掖好，我来到池春树的病房，却见里面挤满了宪兵，立即紧张起来。本以为这些鬼子是找池春树询问伤兵医院的事情，但看春树正坐在那里看报纸。宪兵只是仔细搜查，根本无意打扰他。
一番折腾后，宪兵将两名看护妇一起带走了。我连忙问池春树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川崎医生出事了。
我立即坐到他床头让他告诉我详细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有一个宪兵曾是我的病人告诉我川崎少尉畏罪自杀了。他们奉命逮捕他时，他看似很合作，但是趁他们不备吞了毒药，没来得及抢救就死了，只是一瞬间的事。”
“怎么会这样？”我的大脑一阵纷乱。如今事情变复杂了。他交给我的这封信似乎不只是帮忙看看情书这么简单。他的身份很值得怀疑——他究竟是什么人？
我关上房门，插上插销，疾步走到池春树面前，将早些时候川崎见到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你怎么看这件事？”我向他求助。
“信呢？”他问。
“在我这里，不过………”我迟疑了，万一他看到那首诗，不是又要误会了吗？
“给我看看。”他果然要求看信。
“没什么啦，不过是首诗。”
“日文的？”
“不是，中文的。”
“奇怪，他中文都说不利索，还会写中文诗？”
“嗯，所以奇怪嘛。”我的手摁在信上，很害怕拿出来。
“信给我看看。”他伸出手来。
我犹豫着，慢吞吞将信拿出来。
他拿了去，看了一遍诗，惊讶地看着我。“是你写的？”
好囧啊，我恨不得立即钻到床下去。他轻叹一声，注意力转到信纸上。他举高信纸对着光亮照了照，又仔细看了一遍信封，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只是信封上喷洒了些香味剂。”他把信纸放到鼻子下闻闻。“薄荷和麝香。”
“是啊，好奇怪。他本来说两点会来医院，可惜他死了，没法问清楚怎么一回事。”
“他似乎早就知道他会出事，所以才这么做。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你我就不知道了。”池春树纳闷地说道。
砰砰砰，有人敲门。“拾伊，快开门！”是老狐狸在外面叫，声音有些不耐烦。
门开了之后，看到满脸怒气的老狐狸。“任何时候不许把门插上。走，你跟我下去一趟。”
“什么事？”我和池春树同时问道。
“有人汇报半个小时前川崎医生跟你接触过，所以你要下去录个口供。”他说完，拉起我的手臂就走。
池春树忍住伤痛下了床，慢慢跟在我身后。
一个个头跟我差不多高、姓岛田的宪佐队长态度和蔼地让我将当时情况跟他说一遍。老狐狸嘱咐我实话实说。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经过，并承认上面的诗是我写的，但不知何时落入川崎手中。
“没有了？”他问道，中文说得还不错。我点点头。“信拿来。”他摊出手。我有些不情愿地将信交给他。他将信反过来掉过去看，还拿打火机放在下面烤了烤。又拿水将信纸浸在里面，往里面滴了一点碘酒般的液体。不久，信纸发生了变化，上面显影一串串竖写的日文。岛田露出得意的笑容，立即拿相机将内容拍了下来。不久，他又拿来一张一模一样的信纸，让我将刚才的诗再写一遍。等我写完，他比照了一下笔迹，随即跟我说可以走人了。
老狐狸将我带回病房。池春树也爬上床躺好，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我问老狐狸。他应该比我更清楚。
“不关你的事情就不用问。看，我就不问。”老狐狸避而不答。
“他们不怀疑我跟那个川崎是同伙吗？”我想起川崎递信给我时郑重地鞠躬的情形。那时候的他还用夹生的中文拜托我帮他看信，转眼，一个生命便消失了。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就冲着他临危不惧，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点看就值得佩服。但是他为何找上我？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被监视起来还将情报递到我手里，不是明摆着钻死胡同吗？或者，他是利用我混淆视线，将真正的情报传递出去？这样好像才说得通啊。因为若真情报藏在我身上，除非他事先通知了某人想办法从我这里取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刚才那个岛田不就拿到了吗？可川崎在自己已经暴露的情况下拉扯我进来是何道理？真正的情报送出去没有？
我的大脑在这方面显然不够用。
“连我都不这么认为，他们怎么会这么认为？”老狐狸拍拍我的肩头，“这件事到此为止，该干什么干什么吧。”他说完起身离开。
本以为这件事会如老狐狸所说到此为止，但一个小时后，又发生了命案——被宪兵带走的两个看护妇被放回来后，一个被人杀死了，另一个离奇失踪。
190
190、孤儿 。。。
“老狐狸，给春树换间病房吧。一会儿出了两条人命，不吉利。”我对一脸镇定的老狐狸说道，其实是想让春树换到隔壁的特别护理室，那里有更宽敞的窗户而且可以看到远处的街景，但现在被一个肥肥的日本人占着。
老狐狸摇摇头：“医院哪天不死人？”
他的漠然让我骤然回忆起住院那次老狐狸冷漠地打开窗帘让我看窗外的情景，心再次惊颤。“老狐狸，你好镇定，那么多的亡魂在你身边昼夜瞪着你，就不觉得发毛吗？”
老狐狸瞪起小眼睛目露凶光，但仅停顿片刻便收敛了那种神色，换做慈祥的笑容。“这件事你一直记着，这样不好。”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想忘也忘不掉啊。”我故意重重地叹息。“我倒是经常做噩梦。我开始怀疑你执意收我做女儿会不会是拿我当挡箭牌应付那些冤魂呢。”
“拾伊！”老狐狸虎起脸来，“不要逼我行使父亲的权利！”
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好，算我说错了。您只是为了哄我开心特意安排一些演员扮演死刑犯罢了。我相信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您老的心里，大东亚共荣是人人平等，没有贵贱之分的光荣行动，足以千秋万代，载入史册。”
老狐狸的嘴巴张了合，合了张，没发出声音来，但一张脸早就气成了紫茄子。
“我又说错了吗？”我非常大方地跪下地，“请老大人息怒。”
“那些支那人不是我杀的！”他顽固的目光第一次自上而下俯视着我。
我收敛了笑容，冷冷地看着他。
“那些支那人不是我杀的！”他又说道，鼻翼翕动，似乎极为激动。
“哼哼。”我牵动嘴角，扬起眉梢，这么快就撇清干系了，佩服！
“我从来对杀平民没有兴趣！”他凶狠地瞪着我，仿佛在对他自己的清白起誓。
“我知道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您想告诉我是我的懦弱杀了他们。”
“不！”老狐狸理直气壮地否定我的话，“他们原本就要被执行枪决，我利用了那次的机会而已。”
“您不必解释，这件事我不想再提了，伤感情，我保证今后也不会再提一个字。”
“很好。”老狐狸也不再说下去，但看我的目光中多了几许寒意。
本着对我的健康负责任的态度——老狐狸说的——当天晚些时候他就硬将我从病房拉走，离开了医院。
但令人没料到的是当晚池春树也出院了，因为他不得不回到手术台上抢救一批被炸弹炸伤的日本宪兵。后来从春树那里了解到这帮宪兵都是岛田的手下，他们是在抓捕日本反战组织成员的行动中受伤的。袭击他们的是一枚事先安放在室内的定时炸弹。
于是，我被川崎医生利用来转移视线的事实得以确认。据春树的分析川崎医生也是反战组织的成员之一，在得知自己已经暴露、不得不面临严刑拷打的情况下，精心制造了一个假情报放在我这里以分散跟踪者的注意力，并借机引岛田上钩。他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我离他最近，而且是中国人，容易引起日本人高度警惕，但他也知道有老狐狸这层关系存在不至于让我陷入太深。他没拿我的原稿做文章令我惹上更深的麻烦也间接证明他从策划那刻起便没打算“陷害”我、令我不得不与岛田君“深交”。只是他为何要在信封上喷那两种香味剂，以及那个失踪的女护士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谜了。
回到舞厅，关于我那晚失踪的事情早已传开。舞女们个个围过来嘘寒问暖，向我表示恭贺，说我这人吉人自有天相。
邹淼玲到底是（炫）经（书）历（网）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此刻颇为镇定，见我无恙，又得知春树恢复得很好，立即放宽了心，没拉住我问个没完，只说今后一定要多加小心。但我知道那晚发生事情后她一直神经紧张、焦虑异常，因为我见着她时，她那浓重的黑眼圈没消失丝毫。
看到如今的她变得这么沉稳，真为她感到自豪，不愧是我的淼玲姐，大姐大的范儿越来越足。只是我也隐隐感觉她好像突然忙起来了。她没跟我说原因，我也没心情打听一二。
最近，舞客们热议的话题尽围绕那天的“太君失踪案”展开。
“不知哪个胆大的记者刊登了一篇文章报导某个日军军官在吉祥歌舞厅发酒疯后被抗日组织的人袭击一事。日本人立即干预进来，抓走了那个记者，还责令那家报纸停办。听说那个记者已经死了。”
“怎么好像听说那个记者已经被放出来了。”
“日本人哪有这么好心？我倒是听说扔进汉江了，那还有命？”
“那日本军医官不知什么来头，怎么让日本人大动干戈成这样？这两天全城清查，听说硚口一次就枪毙了咱们一百多个中国人。”
“可能不光是为这件事吧，日本人借口这事杀鸡儆猴倒是真的，给咱们中国人颜色看，看谁日后敢跟他们对着干。”
“估摸着是这么回事。最近闹腾得厉害，晚上还是早点回家吧，避过这阵子再出来玩。”
“怕什么，躲家里就没事了，我还不如蹲这里呢，没看到日本人很快就撤走围栏了吗。这家老板跟日本人关系一直不错，要不早就被封了。”
听着这些压低声音的八卦新闻，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日本人杀中国人比宰鸡杀鹅还随意。正如春树担心的那样，那次的暗杀行动到底牵连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这两天宵禁，舞厅都是早早地关门，季老板又担心我受到惊吓需要休养，故而让我每晚六点就回去。
我的声带因那晚的哭喊和着凉有点倒仓没法发挥正常音色，便同意了老板的安排。
走在暮色笼罩的大街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叫人力车，就这么孤单地走回去，穿过一个个被侵略者掠夺、蹂躏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心中的悲凉一如这沉沉的暮霭笼罩了全身。
“先生，可怜可怜我们吧。”两个乞讨的童音在不远处响起，看不见人影，估计就在附近某个巷子内。“太太，可怜可怜我们吧。”稚嫩的童音不懈地乞讨着。
“滚开！”粗声粗气的男音响起，接着是什么东西打翻在地的声音和一个孩子骤然发出的哭声。
“脏死了，好好好，给你们一块糕。”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但那个孩子的哭声更响了。
我循声而去，看到两个年仅五六岁的男孩，破烂的衣衫几乎遮盖不住身体，其中一个捂着膝盖坐在地上，正是哭得厉害的那个孩子。
见我走过去，正在将地上的一小团剩饭捡入碗里的男孩立即站起来迎向我：“小姐，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我看着那碗里混着泥土的饭粒遗憾地摇摇头：“我没带吃的，不如给你钱吧。”说着，我一边掏日军用票，一边蹲□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