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九:两汉两罗马-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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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是有等级的。
周人的等级叫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其中离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远的叫荒服。实际上，一个诸侯国如果属于荒服，已经是“地老天荒”了。他们往往仍被视为蛮夷，对周王室应尽的义务也最少。
罗马也是五等，分别是罗马、加盟国、自治国、殖民地和同盟国。跟周人的五服一样，这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同步递减的序列。罗马人拥有的权利最多，应尽的义务也最大，同盟国则相反。
当然，这是罗马在联盟时代的事情。后来，战败国也像在波斯一样被设为行省，治理的方针却一如既往：根据关系的亲疏和表现的好坏给予不同的权益。
罗马手中的牌，是公民权。
公民权不是基本人权，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罗马授予公民权，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将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侵犯，罗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这当然令人向往，谁不想靠上罗马这棵大树呢？
罗马的方针却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罗马公民权，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些干脆没有公民权。不过，他们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也不用学拉丁语。
这才真是和而不同。
难怪其他帝国都灭亡了，罗马却稳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并不万能。西塞罗和布鲁图也不会想到，屋大维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国的砖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国大厦，而且这大厦有一天还会倒掉。
后面这一点，屋大维也没有想到。
☆、罗马之亡
帝国的首都罗马花香四溢，祥云笼罩着高大宏伟的万神庙、富丽堂皇的凯旋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广场当中的金色里程碑上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就从这里启程。
罗马，确实是他们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个多事之秋，这座美丽的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罗马再次沦入敌手，汪达尔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罗马变成了董卓铁蹄下的长安和洛阳。
公元476年，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年幼无知的皇帝竟有一个令人咋舌的名字：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可惜，这两位伟大先祖的在天之灵，也没能挽救罗马的衰亡。
太阳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没能升起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要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但，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首都不在罗马，还可以叫罗马帝国吗？
所以，从君士坦丁迁都之日起，它就灭亡了。
其实罗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后，居然十九年不造访罗马。直到303年，他才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罗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见到皇帝陛下。而且，这也是最后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面说过，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法律的规定，更因为元老院是由精英们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做错决定，不选错执政官。这是贵族们要把持元老院的正当理由。
后来，平民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当中的精英。于是，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不至于让国家事务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这些大佬既然将国家视为己有，他们也不会卖国。
为此，罗马有两条法律规定：第一，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第二，为了保证一心为公，也为了防止以权谋私，元老院议员不得经商。
可惜权欲和物欲同为人的本能，不能亲自经商的议员便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骑士。骑士原本是罗马军团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备马匹参加战斗。不过现在徒有其名，只能去充当议员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条客。
议员们是什么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开始腐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张骞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亚国王因为向罗马将领行贿，而被传唤到罗马。但他却用同样的方法，让元老院做出了免于出庭作证的决定。于是这位国王用轻蔑的口气说：在罗马，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买的。
腐败的还有罗马市民。
市民的腐败事出有因。作为奴隶制国家，罗马主要依靠奴隶从事劳动。鼎盛时期，罗马城一百万人口中，奴隶就有四十万。这就使大量平民成为无业游民，不但变得越来越贫穷，也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局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供应给市民的面包是免费的，节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无所事事的市民们便在圆形剧场、大竞技场、公共浴室以及披着红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时光，一如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不难想象，由这种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来组成人民大会，行使民主权力，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上，在帝国的后期，罗马公民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他们漠然地看着皇帝们被拥立又被杀掉，漠然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甚至在蛮族入侵时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兴高采烈又后悔莫及地加入敌人的行列。
这同样并不奇怪，因为罗马城里的贫富差别悬殊。只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里，身上穿的中国丝绸价格相当于同重量的黄金。贫民却只能蜗居在被叫作“伊苏拉”的简易房里，怎么能不怒火万丈？
倒霉的，就只能是他们的皇帝了。
其实帝国末年的皇帝也不怎么样。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货，而且没有一个能真正掌握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都是军队拥立的，或者依靠军队上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只有军队。
此外，就是对健全男人充满仇恨的宦官。
军队同样堕落。过去，他们是为祖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当兵是光荣而体面的事情。因此，罗马让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国提供兵源，也算是给了他们面子。现在却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还能指望他们保卫帝国吗？
何况军队的成分也变了。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戴克里先以后，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蛮族出身的将领占领。他们对于帝国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忠于职守已是很有道德。
这就是灭亡前的罗马。
首都不像首都，罗马的优越性没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贵族或寡头制的优越性没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所有的优越性都没有了，岂不该亡？
显然，罗马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腐化变质。
但，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
因为他们没有“道”。
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罗马人却没有治国之道。他们优越的制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术性的，也都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就连他们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话），也缺少犹太教那样的思想光辉和神圣使命。于是到后来，罗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只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许，君士坦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乞灵于基督教，希望这种新的宗教能给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国的儒学那样，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尽管他并不知道儒学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吗？
如果是，它能靠公权力来建立吗？
依靠公权力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吗？
如果是，罗马为什么会亡？
看来，我们还得再读历史。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也是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人。
在他死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罗马精神也消失殆尽。
所以，他是基督教的大功臣，也是罗马帝国和文明的掘墓人。
跟中国一样，罗马人原本也没有信仰。
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罗马人，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宏图的。早期一千多年间，他们岂止没有信仰，就连神，也有不少是从希腊进口或与希腊合资，比如天神朱庇特、天后朱诺、爱神维纳斯、月亮女神狄安娜，其实就是希腊的宙斯、赫拉、阿芙洛狄忒和阿尔忒弥斯。
何况有神不等于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相信；第二，坚决相信；第三，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这就叫超自然、超世俗。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条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才需要信仰。事实上，这个存在如果属于自然界，就可以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如果属于人类社会，则可以用日常经验来证明。现在既不能靠科学实验，又不能靠日常经验，又该怎么办呢？
只能信仰。
这个道理，德尔图良说得最清楚。
德尔图良是罗马帝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经这样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不合理，却是可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不可能，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而可信，不可能而无疑，岂非荒谬？
当然。
于是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真是透彻至极。
那么，这样一种必须坚信的荒谬，又有什么必要呢？
安顿灵魂。
我们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眼睛不能像猪和鸡一样，只盯着面前的食槽。就算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投无路，也得问个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命运吗？是环境吗？是性格吗？谁能决定我的前途？是自己吗？是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