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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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图七月，乃颜党诸王势都儿（失都儿）犯咸平，辽东宣慰使塔出遣使驰驿以闻。忽必烈命其领兵一万，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备御。时女直、水达达（居住在牡丹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以渔猎为业的部族）官民与乃颜联结，塔出遂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与叛将太撒拔都儿合战。当得知叛将帖哥、抄儿赤等将袭击爱牙赤时，又以数十人击退叛军千余，护爱牙赤渡辽水。乃颜军来袭，塔出射杀其将，击退追兵。驻于懿州。
二十五年（1288），皇孙铁穆耳行边，乃颜余党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攻诸郡，诸王小薛与之相应。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阁里帖木儿等奉诏抚诸军进讨。钦察大将土土哈等击败叛王火鲁火孙（又作火鲁哈孙）于兀鲁灰，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又做龟刺儿河，今归流河），奔袭哈丹军。玉昔帖木儿率万户、弘吉刺部人帖木儿，洪茶丘子洪万等自贴列可转战至龟刺儿河、恼木连河（又作纳兀河，今嫩江）。伯帖木儿首战却敌，获其党驸马阿剌浑……至霸郎儿，与忽都秃儿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先儿。九月，往纳兀河东等处，大败敌军，“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时已隆冬，声言俟春方进，却出其不意，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尽，哈丹秃鲁干遁去。伯帖木儿追哈丹至斡麻站、兀刺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儿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今黑龙江省龙江南），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儿，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揭里，突袭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兀爱等败敌将古都秃鲁干于斡秃鲁寒。元军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哈丹窜入高丽境，侵挠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
二十六年（1289）正月，哈丹再入辽东，不时整军犯边。二月，攻胡鲁口（今黑龙江省大安北），开元路治中兀颜雅兀格战数日，败其军。四月，朝命塔海发忽都不花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时胜纳合儿响应哈丹，海都又东来欲与东路叛王联兵，渡杭海岭，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再次亲征，海都遁去。伯帖木儿奉命西击海都，行至怯吕连河（克鲁伦河），值拜要叛，移师致讨，擒其党伯颜。薛彻坚与弘吉刺部人忽怜迎击东道叛王，哈丹等退走。东西叛王联兵反叛的危险解除，元军收复和林，以丞相伯颜居守。至此，哈丹的势力被逐出辽东，不得不在高丽境内栖身，并不时窜犯、袭扰辽东，劫夺驿站马匹，扰乱开元、水达达等处蒙、汉、女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二十七年（1290）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再犯辽东，进攻海阳（今辽宁绥中南），元廷命高丽发耽罗兵干人讨之。四月，又攻海阳。五月，攻开元。八月，平昌政事阁里铁木儿率师与合丹战于瓦法（今吉林省磐石、海龙一带），大破其军。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彻坚、右丞洪察忽，领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诚，以防合丹兵，博罗欢俘哈丹二妃。元军在北部和西线都作了部署，哈丹的势力被局限在东南一隅，形势更加被动。
二十八年（1291）正月，元军主动出击，彻里帖木儿、伯帖木儿兵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忽必烈又命乃蛮台、薛彻坚等增援，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薛彻坚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败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儿只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
三月，乃颜叛将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塔海将兵千人平之。十二月，哈丹大势已去，阁里带与玉昔帖木儿议，请继续增兵，一举平定乃颜余党，遂增辽东平叛兵千五百人。
二十九年（1292），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从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期议以其分隶诸王、将领，从军自效。东道诸王叛乱彻底平定。
注释①参见叶新民《斡惕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②王恽《秋洞集》卷二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③《元史·世祖纪十一》。
④《元史·伯颜传》
⑤《元史·阿沙不花传》载：乃颜反，诸王纳牙等皆应之。帝问计将安出。（阿沙不花）对曰：“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势自孤也。”帝曰：“善，卿试为朕行之。”即北说纳牙曰：“大王闻乃颜反耶？”曰：“闻之。”曰：“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今乃颜既自归矣，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大王何不见上自陈，为万全计。”纳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
⑥《元史·博罗欢传》。
⑦《元史·叶李传》。
⑧《元史·铁哥传》。
⑨《元史·李庭传》。
⑩《元史·洪茶丘传》。
关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参见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元史·伯帖木儿传》。
伯颜伐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着阿里不哥的挑战，为集中兵力平定阿里不哥，忽必烈遵守与贾似道达成的协议，撤回围鄂的蒙古、汉军，重新部署边境防务。他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史权为江汉大都督，担任对南宋的防御，拒绝李璮出兵攻宋的建议。并采纳廉希宪“遣信使谕出息兵讲好”的建议①，于4月遣郝经为国信使使宋通好。
贾似道惟恐蒙古使臣的到来会使其谎报军功的实情暴露，遂囚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忽必烈致书宋理宗和贾似道，陈述战和利害，并要求令郝经入见或放还本国，宋廷不应。为了专力对付内乱，忽必烈对宋廷的无礼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声言“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②，却并未对宋用兵。由于连续发生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蒙古方面无力再开辟南方战场，不得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南宋的矛盾。自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四年（1267）的8年间，蒙宋战场相对平静。
中统初年，李埴曾多次要求出兵，为忽必烈所止。于李璮之乱发生后，宋曾派兵渡淮，夺取了毫、滕（今属山东）、徐、宿、邳等州。而叛乱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夺回了所失的7州4县，并将防线南移。但没有向南宋境内深入。
在川蜀战场，留守的密里火者和乞台不花被廉希宪派去的刘黑马、汪惟正杀死。蒙古军内部的争夺减轻了宋军的防务压力。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之错过了收复失地的良机，相反，宋将的争功和妒贤嫉能，却导致了降宋金将刘整的降蒙。刘整以15郡30万户叛宋降蒙，遭到宋朝的围剿，在蒙古不能大力增援的情况下，退出四川。
由于忽必烈改变了先攻川蜀的方针，四川战场遂呈现出相持态势。
在荆襄战场，忽必烈撒军后，兀良哈台也随即撒出，只留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史天泽的汉军，依旧屯田戍守，力量薄弱，也不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但是，受到汉将和汉族士人支持的忽必烈，不会放弃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当战胜其夺权对象后，他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宋。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将郭侃在上平宋之策时，就提出了“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的建议③。及刘整入朝，又以先取襄阳为辞，同时建议“造战舰，习水军”④。万户史权也支持这一建议⑤。忽必烈采纳了上述诸将的建议，改变了以川蜀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选择襄樊作为突破口，将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了荆襄。于是蒙宋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在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采纳汉臣在河南沿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为南下伐宋创造条件。即位后，又将屯田推广到山东、淮北。为解决军粮供应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开辟兵源，整肃军纪，补充战马，积极部署伐宋。
至元四年（1267）八月，兀良哈台子阿术“观兵襄阳”，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5万，马牛5千。军还，被宋军阻截于襄阳西的安阳滩，鏖战后得渡江北归，留一千人于牛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再次大败宋军。这次战役暴露了蒙古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于是请求汉军配合⑥，为忽必烈接受。
四年冬，襄樊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五年（1268年）九月，阿术等“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⑦。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锋，俘人民八万”⑧。
六年（1269年），诏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前往襄樊前线经划。天泽等见襄阳“城坚池深，必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使其自困”，乃“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⑨。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百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建立了长期围困、待其困蔽后进兵攻取的基础。
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铃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伯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忽必烈就征兵、选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