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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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与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家庭危机顿现。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陽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剧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陽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备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地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槍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遭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老人家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信，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做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那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竟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婆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十年代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