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继阁小说网 > 文学电子书 > 文明论概略 >

第9章

文明论概略-第9章

小说: 文明论概略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墓媛伞
  现在再举一例来说明。譬如这里有一个酒徒坠马伤腰,从而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如果要问这个病症究应如何治疗,是否由于是坠马,就要在腰部贴上膏药,完全按照跌打的疗法来治疗呢?如果这样治,他一定是个庸医。本来,坠马只不过是发病的近因,而实际上是由于他多年饮酒不知养生,早已引起了脊髓衰弱,恰在这个病症将要发作时,从马上跌下来震动了全身,因此才突然发作,成了半身不遂之症。所以治疗方法,只有先戒酒,使致病的远因即脊髓的衰弱得以恢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种病源,治疗也很容易。但是,讨论社会文明的学者,就不然了。他们多是庸医之流,只知迷惑于当前耳目所见闻的现象,而不知寻求事物的远因,不是被这个所迷惑,就是被那个所蒙蔽。象这样的人也要标奇立异,妄想作大事,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等于胡闹。为这种人着想,真是可怜!若为社会着想,也非常可怕。
  上面讲过,世界上的文明,既然是普遍赋予于一国人民的智德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国民的智德有关联的,不是区区两三人所能为力的。全国的形势不是凭主观想使它前进就能前进,也不是想使它停留就能停留的。下面再举两三个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这个道理。本来在讲理论时,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是,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给小孩吃苦药时掺点糖使他适口些一样。因为初学的人,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掺些历史事例说明理论,就能帮助他理解得快些。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后世的学者,也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落泪。他们说孔子不遇时,孟子也是如此。再如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湊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古今把偶有成功于一世的,称之为“千载奇遇”,这正是说明遇时之难。那末,所谓“时”是指什么呢?是否说,周朝诸侯如果能任用孔孟,委托国政,天下必然大治,而没有重用他,这是诸侯的罪过呢?道真的远谪、正成的战死,难道也是藤原氏和后醍醐天皇的罪过吗?如果说“不遇时”就是不合两三个人的“心意”,那末所谓“时”,难道就是由三个人的心意形成的吗?假使周朝诸侯,偶然重用孔孟,后醍醐天皇听从楠氏的献策,果然就能象今日的学者所想象那样,完成千载一遇的大功而成大业吗?所谓“时”,和两三个人的愿望没有什么差别吗?所谓“不遇时”,就是指英雄豪杰的愿望和人君的愿望互相矛盾的意思吗?依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楠氏之战死,不是后醍醐天皇不够明智,而是另有使楠氏陷于死地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下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就好象轮船的航海,执掌天下大事的人,就好象航海人员。假使这里有一只一千吨的轮船装有五百马力的蒸气机,如果航速每小时五浬,十天可以航行一千二百浬,这就是轮船的速度。任何航海人员,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这五百马力增加为五百五十马力,也无法把一千二百浬的航程缩短为九天。航海人员的职责,只是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驾驶的作用。假如有两次航行,初次用了十五天,第二次只用十天就到达了目的地,这并不是由于后者的技巧,而是由于前者拙笨,第一次的航海人员妨碍了蒸气机发挥潜力。人的拙笨是没有限度的,同是驾驶一只轮船,就有用十五天,也有用二十天完成航程的,甚至也有完全不能开动的。但是,人无论怎样机灵,也决不能使机器发挥出它所没有的能力。社会上的治乱兴衰,也是如此。如想改变大势,仅由二三个执掌国政的人来支配全国人心的趋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违背人心强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愿望呢?其困难犹如陆地行舟。古来英雄豪杰成大事业的,并不是用他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只不过是没有阻碍人民智德的进步罢了。试看全国的商人,不是夏天卖冰,冬天卖煤吗?这完全是顺应一般人的心理。如果有人在冬天卖冰、夏天卖煤,恐怕没有人不说他是个愚人。可是,唯独英雄豪杰就不然。他们在风雪的严冬想卖冰,如果没人买,就归罪于不买的人,而大发牢骚,这是什么道理呢?真是太没有头脑了。英雄豪杰如果忧虑冰卖不出去,最好是把它贮藏起来,等到夏天再卖,而在等待期间,倒不如努力宣传冰的功用,使人们普遍知道他那里有冰。假使这种东西真正有用,只要时机一到,就不愁没人来买。假使没有真正的功用,从而根本没有可能卖掉的话,就应当坚决地停止这种营业。
  在周朝末期,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随着这种束缚的逐渐松弛,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封建贵族互相争霸,没有人仰慕唐虞禅让之风,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庶民。所以,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惟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到了孟子的时候,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已经逐渐趋于统一,扶弱抑强的霸业已经行不通,而形成了强吞弱,大灭小的兼并局面。当时,苏秦张仪之辈,奔走四方,或助其成,或破其策,忙碌于合纵连衡的战争之间,贵族本身尚难自保,哪有余暇去关怀人民,考虑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呢?他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战争,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当时即使有圣明君主,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恐怕也将随着政治的崩溃而危及本身的。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孟子也无良策,这就是一个佐证。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摈斥孔孟,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不仅被人嘲笑,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是把他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弊病。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本书另有论述。
  楠氏的死,也是时势所使然。当时日本王室政权旁落已经很久,即从保元、平治以前,军事大权就完全操在源、平二氏之手,天下的武士没有不隶属于他们的。源赖朝承袭父祖的遗业,起于关东,日本全国没有一人敢和他相抗衡。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畏服关东的威力,只知有源氏,而不知有王室的缘故。后来北条氏相继执掌政权,仍能保持镰仓的旧观,也是凭借源氏的余荫。及至北条氏灭亡,足利氏兴起,也是依靠源氏的门阀。北条足利时代,各地的武士虽然曾以“勤王”名义兴兵举事,但其真正目的是想打击关东,以猎取个人功名。假使这些所谓勤王之辈果然得志,必定同样会变成北条第二或足利第二。若为天子着想,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罢了。这种情况可从织田、丰臣、德川等的历史事迹得到证明。自从镰仓以来,举事于天下者,没有一人不是打着勤王旗帜的,但在成功之后,又没有一人是实行勤王的。所以勤王,只是作为举事时的一种借口,成功以后并没有成为事实。史书中写道:“后醍醐天皇在灭北条氏以后,首赏足利尊氏之功,并使其位列诸将之上,新田义贞次之,楠正成等真正勤王的功臣,则置于不顾。致使足利野心得逞,王室再度衰微。”直到如今,学者读到这一段历史,莫不切齿痛恨尊氏的凶恶,叹息天皇的不明智。其实这是不知时势的论调。在当时,天下大权,掌握在武人之手,而武人的根据地又在关东,消灭北条的又是关东的武士,使天皇复辟的也是关东的武士。足利氏是关东的名门,威望一向很高,当时关西的各族虽起义勤王,但是足利氏若不改变态度,天子怎能复辟呢?事成之后,把足利尊氏列为首功,原非天皇有意奖赏足利尊氏的汗马功劳,而是顺应时势不得不敷衍足利氏的威名。从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形势了。尊氏自始至终没有勤王之意,因为他的权威并不是由于勤王而获得的,乃是足利氏一族固有的权威。他勤王是为了推翻北条,对自己有利。既然推翻了北条,不用勤王名义,也能保全自家的权威,这正是他反复无常和盘据镰仓长期独立的原因。至于楠木正成就不然了,他出身于河内的一个贫寒家庭,用勤王的名义,仅仅募集了数百士卒,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奇功。但他的威望不高,又怎能和关东的名将相比呢?在足利氏看来,他不过等于自己的部属罢了。天皇并非不知正成的功劳,但也不能背谬人心,把他列为首功。所以说,足利是驾御王室的,而楠氏是受王室驾御的。当时的形势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正成本来是由于勤王二字而起家的。所以,只有天下勤王的风气越盛,正成的威望也就日隆,否则,正成只有衰败下去,这是必然的道理。尤其从首倡勤王的正成不得不甘心隶属于尊氏之下,而天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可以想象到当时天下勤王的声势是很微弱的。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只是由于后醍醐天皇个人的不明智。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如王室父子相残,兄弟阋墙,或依靠武臣自残骨肉。及至北条时代,情形更为严重,不单陪臣司掌了天子的废立,甚至王室各支也有互相向陪臣进谗,互相倾轧,以争夺王位的。因为他们忙于争夺继承王位,无暇顾及国政,所以置天下大事于度外,这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天子并不是统治天下的主人,只不过是屈服于武人威力下的奴隶。(如伏见帝曾密谕北条贞时,诉说立龟山帝后代之不利,因而改立伏见帝的皇子为后伏见帝。但是,伏见帝的从兄后字多天皇又向贞时请求,于是又废了后伏见帝,改立后宇多帝的皇子为帝。)后醍醐天皇虽然不是明圣的君主,但比起前几代的皇帝,言行颇有可取之处,又怎能把王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