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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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野蛮黑暗的时代,只有耶稣的教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罗马灭亡后,似乎耶稣教堂也应随着被摧毁,但事实并非如此。教堂不仅在野蛮环境中安然无恙,而且还要感化这些野蛮民族,力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中来,这种大勇大智是罕有的。因为开导无知的野蛮人,用高尚的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教堂规定了许多仪式,以虚饰的外形来迷惑人,在暧昧之中启发了他们的信仰。后世评论这个问题,不免讥为以妄诞之说蛊惑人心。但在当时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也只有耶稣教懂得天理人心之可贵。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宗教,恐怕整个欧洲早就变成了禽兽世界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耶稣教的功德是不算小的,同时耶稣教所以能获得权力,也决不是偶然的。大体上说,当时控制肉体方面的事情,属于一般世俗的武力,而掌握精神方面的事情,则属于教堂的权限,形成了“俗权”和“教权”互相对立的局面。由于教堂的僧侣干预俗事和管理地方民间的事务,是从罗马时代传流下来的习惯,所以直到此时仍未丧失其权力。后世僧侣之能出席议院,也是渊源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寺院权)。
当初罗马的建国,是由许多城市国家联合而成的。因此,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内到处都是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都各有一套法律,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是由于都臣服于罗马皇帝,才联合构成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灭亡以后,市民会议的风气仍然存在,并成为后世文明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因素)。
罗马帝国虽然已经灭亡,但在过去几百年间,人们一向称这个国家为帝国,尊国君为皇帝,这种名称已经深深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不可磨灭,既然忘不了皇帝陛下这个名称,则专制独裁的思想也必然要随这个名称留在人们记忆里。后世有提倡君主政治之说的,其根源即在于此(君主政治的因素)。
当时横行于天下的野蛮民族的风习和性格,虽然不能根据古书的记载详细了解,但推想当时情况,可以想象到他们是豪横剽悍不通人情的,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几乎近于禽兽。但是,进一步加以详细分析,在其愚昧剽悍之中,自然存在着豪迈慷慨的气魄与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来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也就是以英雄好汉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所谓大丈夫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没有自由之说,耶稣教士也不是没有主张自由的,但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自由,而从未听说有主张个人自由的。主张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个性的风气,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创始的。在后世的欧洲文明中,把这种风气奉为至宝,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重视自由独立,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耳曼人(自由独立的风气,胚胎于日耳曼的野蛮人)。
后来野蛮黑暗的时代逐渐结束,到处流徙的人民也定居下来,于是便过渡到封建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从第十世纪开始,到十六七世纪才崩溃的。这个时代就叫做“封建制度”的时代。在封建时代,法兰西,西班牙等国虽各有其国家之名也有君主,但君主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国内武人割据构成部落,据山筑城拥兵以自重,奴役人民自封为贵族,实际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王国,穷兵黩武,互相倾轧。在黑暗时代,有个人的自由,到了封建时代,情形便迥然不同了。自由的权利,完全属于拥有土地人民的贵族所有。当时对于贵族既无约束的国法,也无人民的批评,贵族在一城之内俨然是一个至尊的君主,只有敌国来侵和自己力量薄弱,才是这个专制制度的唯一威胁。欧洲各国,大都形成了这种情况,人民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国王。如法兰西和西班牙,在当时根本就未能完成可以称为法国或西班牙国的国家体制(封建割据)。
如上所述,封建贵族虽然专权,但决不是能够以此支配整个的欧洲。宗教已经控制了整个野蛮人的人心,获得了他们的信仰,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宗教势力之盛,已达到极点。其所以如此,也决不是偶然的。本来人生在世,有时可能因机缘凑合而煊赫一时,有过人之力也可能歼敌百万,或因有超群才智而为天下唯一富翁,好象人间万事莫不由于个人才力而从心所欲。但是,一涉及生死幽冥之理,就不可解了。遇到幽冥之理,即使有沙立曼的英武,秦始皇的雄威,也完全无能为力,而只有凄然失望,空叹富贵若浮云,人生如朝露而已。人心的最脆弱处,也正在于此。如果用作战来比喻,就象没有设防的要塞,如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就象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那样,一旦受到打击,就要立刻退缩,而表示软弱。宗教的职责,是说明幽冥的道理和造化的奥妙,而解答人们的疑惑的。所以具有生命的人类,谁能不倾心呢?况且,当时又是文化未开,轻听轻信的社会,虽然是荒诞无稽之谈,也不足为怪。于是信仰宗教的风气弥漫于天下,只许忠诚信奉教义,而不许有所私议,这种专横情况,无异于王侯用暴政压迫人民。大体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的身体恰如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精神,一部分是肉体。肉体的活动,受王侯世俗政权的统治,精神的活动,听命于罗马教廷。世俗政权统治着有形的物质世界,宗教统治着无形的精神世界。
宗教既已统治了精神世界,控制了人心,而和王侯的世俗政权形成对立的形势,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认为:精神和肉体哪个重要?肉体不过是次要的,是外在的,而精神则是根本,是内在的,我们宗教既已支配了根本的,又支配了内在的,怎能不过问外在和次要的东西呢?必须把它也划归我们支配范围之内。于是进而侵犯王侯的地位,或夺取其国家,或剥夺其王位。这样,罗马教皇就俨然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至尊。德意志皇帝亨利第四,因为触犯了教皇革勒格里,不得不在风雪严寒中,赤足站在罗马城下三天三夜,向教皇哭乞哀求赦免。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宗教权力的伸张)。
及至野蛮横行的风气稍戢,割据的形势遂已成,人们修筑城郭建造房屋,得到了安居以后,人们已不能满足于仅仅免于冻馁的生活。人们对渐渐讲究生活享受,衣服要轻暖,食物要鲜美,种种需要同时产生,再没有人留恋过去的粗野生活了。既然产生了需要,就必须有人供应这些物品,于是,开始有了工商业,各地出现了城市,市民中也有因此而发财致富的。这就是罗马时代以后城市的复兴。然而,这些市民聚集在一起,最初并不是强有力的。野蛮的武人固然留恋于过去的横暴掠夺生涯,但因大局已定,不能远出,在其近旁可供其恣意抢夺的对象只有市民。而从市民眼中看封建贵族武人是这样,他们来购买东西时,就是顾客,来抢夺东西时,就是强盗。所以,虽然进行交易,而同时又不能不防备他们的野蛮横暴。于是在集市周围筑起城郭,城中居民守望相助,一同防御敌人,祸福共之。开会时鸣钟召集居民,大家宣誓同心戮力,以表示忠诚,并在会上,从群众中推选数人为城市的领袖,担任指挥攻守事宜。这些推选出来的领袖一旦掌权,便可为所欲为,几乎与君主的专制没有两样,但有一条限制,这就是市民有权罢免他们,并改选别人。
这种由市民组成的独立单位,叫做Free city(自由城市)。由于这些城市抗拒帝王的命令。或与贵族军队作战,战乱几乎连年不息。(Free city即自由城市之意,其人民是独立的市民)从十一世纪起,在欧洲各国建立了很多自由城市,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米兰和仑巴底,在德意志则有汉撤同盟。从十三世纪初,勒倍基和汉堡等地的市民结成公会,势力日益强大,曾经发展到八十五个城市的大联盟。对此,王侯贵族不仅无法制服,而且和它缔结条约,承认它的独立,允许各城市修筑城郭、设置军备、制定法律、发布政令,俨然形成了独立国的体制(民主政治的因素)。
如上所述,从四五世纪以来,不论教会、君主、贵族、平民,各都形成一个体制,具备若干权力,仿佛完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把这些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地步,人民所争的只限于局部问题。还不知道什么叫作整体。后来从1096年,十字军兴起,这支军队是欧洲人为了维护宗教联合起来向小亚细亚进攻。这次战争是联合整个欧洲而以亚洲为敌的,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知道有欧亚两洲和内外的区别,而统一了方向。而且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也是关系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它使各国人民思想统一,开始关心国家的利害。所以说,十字军的兴起,使欧洲人民知道了欧洲的存在,使各国人民知道了国家的存在。十字军是从1096年开始,断断续续前后出征了八次,到1270年才宣告完全结束。
十字军虽然是由于对宗教的热忱而兴起的,但因历时达二百年之久,不能成功,以致人心生厌。各国的君主,也认识到争夺宗教权力不如争夺政治权力重要,与其远征亚洲侵占领土,还不如在欧洲境内开拓疆界有利,因此再没有人愿意作战了。经过这次战争,人民的眼界也有所扩大,并且也理解到在国内尽可以谋生,因而厌恶了远征。这样,远征的热忱便消逝得无影无踪,终于停止了行动。这种结局,虽似可笑,但对当时欧洲的野蛮人来说,由于看到了东方的文明,就把它吸取到本国,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同时,由于知道了有东西方的对立和内外的区别,因而奠定了国体。这可以说是十字军带来的结果(十字军的贡献很大)。
在封建时代,各国君主都是徒拥虚位,但是他们并不是心平气和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人民的知识逐渐提高,不愿意永远受贵族的羁绊,社会上又产生了一种变动,开始了压制贵族的端绪。例如,在十五世纪末期法王路易十一打倒贵族恢复了王权。后人评论路易十一的事业,似乎都认为他奸诈狡猾,行为卑鄙,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我们不应该不考察时势的变迁。在过去,完全依靠武力统治社会,可是今天,智力代替了武力,以狡诈代替了膂力,以权术代替了强暴,或用劝谕,或用引诱,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这样,即使这种人的居心卑鄙,但不能不认为他的目的比较远大,有重文轻武之风。在这个时代,王室的集权,并不限于法兰西一国,英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也莫不如此。各国君主固然力图实现集权,而人民也想假借王室的权力消灭贵族这个仇敌,因此形成了上下相投打倒中间的风气。于是全国的政令渐渐统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的体制。并且,在这个时代,火器的使用日益盛行,渐次废弃弓马之术,谁也不再畏惧匹夫之勇了。同时又发明了刻板印刷技术,好象给人类社会新开辟了传达意志的道路,人的智慧迅速发展,事物的轻重也急剧变化,膂力让位,智力跃占了上风。封建武士权势日趋没落,没有立足之地,宛如孤悬于半空之中。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中心政府(国家的统一)。
长期以来,教堂专权恣肆,有如旧日的专制政府的继续,虽然内部已经腐败不堪,但仍然抱残守缺,不知变通。再看社会上,人智日开,人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愚昧轻信,读书识字已经不属于僧侣的特权,普通的人也有读书的了。既然知道读书懂得寻求真理的方法,对事物就要发生怀疑。然而,“怀疑”二字,正是教堂的禁忌,二者势不两立,终于在社会上掀起了改革宗教的大浪潮。1520年,著名的路德首倡改革宗教,背叛罗马教皇,提倡新教,震动了天下人心势不可当。但是,罗马还象病狮虽然气力已经衰弱,然而狮子毕竟还是狮子。当时旧教如狮,新教似虎,双方胜负难分,在这场斗争中欧洲各国死人无数,结果创立了“新教(Protestant)”这个新的宗派。新旧两教都未失去地位,路德的努力也未归于徒劳,但从杀人的惨酷来说,新教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代价高低,姑且不论,但究其目的,双方都不是争论宗教的正邪,而是争论是否允许信仰自由,不是争论耶稣教的是非,而是争夺罗马的政权。所以这场斗争是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新风气,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一种征象(宗教改革是文明的征象)。
从十五世纪末叶起,欧洲各国的国家权力渐渐集中于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仰慕王室,还不懂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国王想排斥贵族,又不得不依人民的力量。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