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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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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丑陋一面,也越表现得尽致。
    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首先要欣赏她那工笔细描的写实手法,她的描绘以细腻、逼真见长,颇得《红楼梦》的神韵。例如她对人物服饰的精细勾画,被人称为《红楼梦》之后没有第二人。对塑造人物来说,她对房屋建筑、居室装饰摆设的描写,艺术上作用比写服饰更大。
    小说艺术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语言上的创造。上述对人物内外两个方面的细腻描绘,当然也颇见语言上的功力,这方面明显受旧小说影响,但多有助于人物的描写,又使小说风格显得通俗、平易。而真能表现作家才华的,是那连珠般的妙喻。她的一些奇崛而又极贴切的形容、比喻,堪称经典性的,从中表现出的奇妙高超的想象力,令人惊异,令人叹服。人们会像反复地欣赏名画、名曲那样,多遍地诵读她的小说,且百读不厌,就是为了欣赏那语言的美,从中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有人还专门摘录这类妙喻、警句,编成“妙语金句”供人赏玩。读者从本书中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不必在此摘引了。
    与奇譬妙喻相关联的,就是意象的繁富。一些用得好的比喻,往往超越形象自身而产生一种象征性的效果,使那用以比喻的形象变得意味无穷,也给作品增添了抒情性。例如用“笼中鸟”来形容被关闭在家庭中的弱者,已成俗套。张爱玲出人意表地用“屏风上的鸟”来形容,自是高人一筹。在《茉莉香片》中写聂传庆的母亲嫁到聂家后,“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接着又用它来形容在家庭管束、虐待下成了精神残废者的传庆。跟具体的故事情节一联系,这“屏风上的鸟”就不仅是对聂家母子的比喻,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成了某种生存境遇和思想性格的象征,还包孕着作者主观的见识与情感的因素,那么浓郁、强烈。
    本来张爱玲的小说以工笔细描的写实为其特长,但那些巧妙的意象的营造,使她的作品又多了些写意的色彩,而这是不露痕迹地、自然地融化在写实之中,二者相得益彰。又由此形成浓艳、繁复、典雅的风格,带着珠光宝气的贵族相,却能够和通俗、显露、平易的文字水乳交融着。写实与写意、叙述与抒情、高雅与通俗,经了张爱玲的艺术化合,亲密无间地统一在她的作品里了。
    张爱玲的艺术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批评她的旧小说格调,这并不重要,正如不必过多地指责欧化形式一样。但如果损害生活的反映,那就是缺点。读张爱玲的小说,会感到许多人物都善于言辞,伶牙俐齿的。而他们的语言,风格颇相似,都有点旧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的意味。像《第一炉香》里的睨儿,这是个颇为生动的形象,但似曾相识,太像大观园里的丫环,难道现代香港富家的女佣也是这样的?她开口闭口“姑娘”、“姑娘”,现代粤语(或吴语)对小姐是这样称呼的吗?这让人怀疑作家写着写着,已不知不觉进了大观园,忘了自己是写香港。书画市场上有一些假冒名家之作的赝品,我们猜想张爱玲如果冒充曹雪芹来写一部小说,会不会也有以假乱真之力。这样的假想当然很抬举了张爱玲。平心静气地说,她在艺术创造上贡献是很大的,将来的人也许对市民生活不再有兴趣,但仍会爱读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她那语言艺术上的创造,是有永恒价值的。当然在盛赞她的艺术才华的同时,也会为她惋惜,生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以她的才华,应该有更大的贡献,不应该只有现在这样的成绩。此中的缘由,也值得深思。
    (录自黄修己:为市民画像的高等画师,《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版)
    ▲夏志清论张爱玲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的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的生命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夏志清论钱锺书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 hero)的喜剧旅程录。善良但不实际的主人公从外国回来,在战争首年留在上海,长途跋涉跑入内地后再转回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及伪君子,但他不似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胜利地渡过灾难,作为美德战胜邪恶的证明。反之,他变成失望及失败的人。事实上他在书中很早就失去他苏菲亚·华斯顿(Sephia Western)式的好女子。后来他和另一女子结合,而她只带给他更形孤立的感觉。
    (孙柔嘉)无疑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细致的一个女性造像。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刚上场她看来羞缩沉默,日子久后就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鸿渐起初并未注意柔嘉,但赵辛楣冷眼旁观,却清楚看出她正在布下天罗地网,要猎取他这位未设防的友人。
    虽然讽刺和浪游都加强小说的范围及意义,但中心主旨的表现,全落在主角的个别戏剧事件上面。鸿渐是一个永远在找寻精神依附的人,但每次找到新归宿后,他总发现到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小说中数度提到的“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
    《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
    钱锺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锺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similes)的能手……。正像每一个不以平铺直叙的文体为满足的小说家一样,钱锺书也善用象征事物,在选择细节时不单为适合情节的内容: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间接地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围城》的三层意蕴
    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我看起码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围城》用大量的笔墨客观而尖刻地揭示出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氛。这个描写层面可称为“生活描写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评论,大都着眼于这一层面,肯定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评论认为,《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因为《围城》的“生活描写层面”的确带揭露性,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但这种“归纳”毕竟又还是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如果不满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简易却往往浮面的批评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东西是否有作家独特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发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泛。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去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的是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那么,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人手反复琢磨作者的立意,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
    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
    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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