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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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者又有不同，梁实秋的文体笔调与语言风貌深受古典文学观的影响。他强调“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但这“简单”要经过“审慎选择”和“割爱”。因此，他的文体笔调更为古朴，简洁与劲健，温柔敦厚，风趣隽永，但又严肃畅达，井然有序。篇幅短小精悍，取材信手拈来，却能层层剥示，娓娓展露，适可而止。行文常旁征博引，无论古今，却又超然挺拔，风姿楚楚。文章语言更多是雅健古语，或婉丽，或机趣。句式整散错综，语气抑扬顿挫。他说：“现代人写不好文言文，文言文需要语体化，以求其明白晓畅，而语体文亦需要沿用若干文言的语法，以求其雅洁。”文言语体化使梁氏散文语韵丰润、文法缜密、格调优雅、表述洁净，显然比周氏林氏更古朴、更节制、更华丽、更简扼。
闲适派散文作家的均衡心态大多是在现实的压迫下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带有无可奈何的特点，它不是无怨无虑的快乐闲适，而是一种苦中作乐带有自觉追求性质的苦寂的闲适。因此，无论周作人、林语堂还是梁实秋，其作品在闲适之中往往带有一丝无可奈何的叹息或焦虑，或时不时流露出一点愤激，他们虽然向往能彻底“闲适”，但事实上并未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大多数文人因某种原因不能介入社会参与现实时往往就会通过最能体现自己人格的闲适诗闲适文的创作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文体语言方式，闲适派散文家显然承续了这一文人传统。另外，从作家个人来看，他们向往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与享乐主义生活，既有西方的“绅士”风度，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个人气质上也适宜于闲适散文创作。
可见，闲适派散文那种脱离时代、脱离社会的思想倾向，与“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历史现实必然是有矛盾冲突的，因而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不能因此而一笔抹杀其艺术审美成就。其实，无论“个性”、“闲适”、“幽默”、“娓语体”、“文言语体化”从审美角度看都有一定合理的成分。
闲适派作家对中外小品和随笔艺术的吸取几乎同样不可忽视。由于谙熟西方文学，闲适派作家往往深得蒙田、兰姆、爱迭生等随笔小品三昧。关于这些外国随笔（主要是英国），厨川白村曾有描述：“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语，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随笔）。”这形象地说明了外国随笔悠闲活泼、雍容幽默的美学品格。周作人欣赏的“如在江村小屋里”“同友人谈闲话”的文章境界、林语堂喜爱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人谈心”的散文笔调、梁实秋惯用的娓娓道来层层剥示的手法都明显受外国essay风的影响。比较而言，闲适派散文更多的还是吸取了中国传统散文尤其明清小品的营养。周作人认为：“现代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学上固然有其不同，但风格实在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的影响，使它有一种气息而已。”多次说明了明清名士派文章是现代小品散文的源流。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断定周氏散文在多大程度上与明清小品相通，但从创作实践情况来看，两者至少存在着创作心态的某种契合，具体点说，就是一种悠闲文人特有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冲动的某种暗合。就此而论，林语堂类似周作人，倒是梁实秋更多地承续了传统散文温厚、谨严、雅致的一面，讲究中国式正统的遣词造句，“反对欧化的写法”，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接受了明清小品的某些气韵。从语言角度来看，闲适派散文的贡献在于将古语、现代语、欧化语及方言融为一体，经适当的审美制作和调配，创造了独特的“美文”语言，或明净，或流畅，或雅洁，为现代散文语言制作提供了典范。总之，闲适派散文由初创到成熟，是作家们对中外艺术营养双重吸收的结果。
（录自蒋心焕 吴秀亮《试论闲适派散文》，《聊城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论《画梦录》的精神和姿态
在现代文学史上，大规模地怀念故园乡土的潮流始于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隐现了一代流寓都市的青年对故乡的充满血腥和苦难的乡愁；大规模地追溯往昔历史则始于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的一系列长篇巨著，体现了现代文学由狂热的青春期进入沉郁的中年期的历史沉思；而何其芳的《画梦录》则在这双重寻觅之上，意味深长地添了一片“灵魂的乡土”，使三者统一于寻梦这个主旋律，赋予了异乡人一个苍凉、深邃、饶有诗意的终极目的，使其对“故乡”的寻觅画龙点睛般地升华到一个空灵而辽远的哲理境界。在《炉边夜话》中，作者借了一个出去寻找运气的少年之口说：“那么你灵魂的乡土是哪儿呢，你们会问我。我也常问着自己。假若能回答倒好了，只是‘人’并未赋有这种选择的预知，我们以为幸福在东方，向之奔逐，却也许正在西方。然而错误的奔逐也是幸福的，因为有希望伴着它。”正是这无望的希望支撑起了寻梦者的精神殿堂。《墓》中的青年雪麟爱慕着夭亡的少女玲玲，与她的灵魂进行着倾心的攀谈，尽管这生者对逝者、人间对天国、生灵对魂魄的爱慕是如此的虚幻不定，但雪麟的眼中依然闪现着“幸福的光，满足的光”；在《静静的日午》中，女孩子陪伴着寂寞的柏老太太，在静寂得可怕的乡下客厅里等待老太太仅存的一个孩子从远方归来的时候，柏老太太不断地讲述她脸色苍白的青年时代和守着蝴蝶花的童年生活，重复着问：“我叫驾我的马车到车站去，早已去了吗？”这与其说她在讲述过去，不如说是在从“青年人身上”寻找那“已失去了的自己”；与其说她在等待自远方而来的孩子，不如说是在等待奇迹，等待梦，等待那象征着希望的“铃声，和马蹄声”。在这里，年青的女孩子和远方的柏先生都可以抽象化，只有在寂寞中追寻的柏老太太才是实实在在的主人公，一个曾经年青而今已衰老的寻梦者；而《楼》则是另一种象征。作者选取了一个饱含深意的意象：楼。楼的故事以两条并行的线索由朋友和“我”分别交替叙述：一方面是有着建筑宅舍癖好的艾君谷将大半家产耗费在一次次建筑上，在完成了他“最后的匠心的结构”后死于其中；一方面是“我”在“异国一般”的“沙漠地方”时时梦见高楼，然而就在“我”离开沙漠来到朋友家乡真正见到高楼后，却立刻“有点儿怀念我那个沙漠地方了”，并决定“明天动身回去”。两个故事一明一暗，由一句话统领：“我们都有一种建筑空中楼阁的癖好。”可见，“楼”的故事实际上是“我”追求“空中楼阁”的故事，是“我”寻梦的故事，艾君谷的故事只是做了一个具象化的佐证。来去匆匆的“我”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他应和的是一种不可抗拒、别无选择的召唤，这召唤汇入了三十年代强大的寻梦潮流中，化为这部辉煌的交响组曲的一个美丽而悠长的音符。
中国现代散文滥觞于一九一八年四月《新青年》四卷四号设立的“随感录”。这种锋芒犀利、不事雕饰的议论性散文（即杂文）是适应着文学革命的功利目的的，自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它一开始就把现代散文带上了一条偏重议论、絮语的航道，而且一旦起航就走得很远。二十年代语丝作家群“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无疑与此一脉相传，而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而出现的文学研究会诸人的叙事和抒情性小品，虽然努力在散文中掺加抒情的因素，但仍不免做了议论性散文主航道或远或近的支脉和附庸，时时落入理障的窠臼。“小诗运动”同样是罩着美丽光环的变相哲理文。只有朱自清、冰心等少数作家的一些佳作才靠扰到了散文本质的岸边；特别是冰心致力于美文园地的耕耘，她的《笑》开了现代文学史上美文的先河。
到了三十年代，梁遇春、缪崇群、李广田、何其芳、丽尼、陆蠡等一大批散文作者异军突起，高扬散文的抒情气质，现代散文才柳暗花明一般蓦然发现了别一片洞天。李广田称这类抒情文为“诗人的散文”，并举何其芳等人为例，说明“有一个时期，这一类散文产量甚丰，简直造成了一时的风气”。这一股浓郁的抒情的风气为现代散文开启了一扇尘封已久的门扉，使它在熟稔的路子之外又找到了一条更为宽阔的诗情画意的林荫路。在这条路上，它可以得心应手地展示它的妩媚风姿。何其芳的《画梦录》正是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它永久的美丽影子。
何其芳孜孜以求的是一种超越时空、永不淹没的不朽之美，因此，他慨叹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世界上是多么寂寞，“因为从她们，我们有时可以窥见那未被诅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他用美丽少女来比拟他所倾心的艺术与美，认为艺术应该表现人类的美好、纯粹的天性，“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使人体味到那久违的天真无邪的至美至善的性灵。因此，和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一样，何其芳笔下也出现了许多纯真女性，她们都是空灵不实的，因为作者动心的仅仅是“表现”，也即她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纯粹的美丽”。
他一面蛊惑于晚唐五代精致冶艳的诗词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一面又迷醉于象征主义将深沉的意义濡浸和溶解于芳馥的意象之中的追求。诗人的天赋使他在二者惊人的相似之中找到了一个恰切的立足点：
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梦中道路》）
何其芳所欣赏的不是镜子式的直陈，而是古典诗词中“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他倾慕的却是“姿态”，这姿态正是象征主义所说的与意义浑然一体，生死与共的芳馥的“外形”。在《画梦录》里，我们无从找到任何“姿态”，因为它的所有篇什都充满着“姿态”——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正象我们在其中难以觅到任何意义，它也洋溢着深邃的、无穷的意义——概念的闪动。它的意义与绵密、瑰奇的意象水乳交融般地渗透在一起。他给他的情感、思绪、意念打上了深深的主观印记，却又让它们穿上意象的衣裳在他笔底客观地、自由地游弋、流动；同时，由于他常常略去意象之间的链锁，如同越过了河流并不指点给我们一座桥，我们只有插上心灵的翅膀，才能飞越过河流去追踪作者的思想，去寻找它的丰盈的“散文的心”。
（录自杜丽莉：《论〈画梦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3期）
▲林语堂散文的情趣与艺术
林语堂喜欢写寻常事物，在其中展现真实的自我。所言未必句句真理，至理常于偶言中得之；未必关心世道，世道亦可于偶言中得其款曲。能在寻常的事物中谈出天趣、物趣、世情、人情来，这是林语堂的过人之处，像《论握手》（《论语》七十二期）所揭示的陌生两手接触之一刻的微妙反应及其所传达的微妙心态，《论躺在床上》（《宇宙风》第九期）所写的清晨赖在床上听街声知鸟语的奇异感觉，《我的戒烟》（《行素集》）所描述的烟雾层层、暗香浮动中文人逸兴湍飞的聚谈情景，《记元旦》（《论语》五十九期）里理智和人情的戏剧冲突，都使人难以忘怀。
寻常事物联系着寻常道理、常识。这常理和常识是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普遍主题。林语堂讲做人重于作文，讲爱人即爱自己，讲读书要读契心之书，讲文学的灵魂是“诚”之一字，讲人人都将自己手头的小事做好国家就有救，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