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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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边城》，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总有一天，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录自汪曾祺：《又读〈边城〉》，《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边城》的写作
其实，沈从文在《边城》里，不只是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这得越过作品的具体描写，从隐含在作品意象背后的作家主观精神上去寻找。在公开发表过的文字里，沈从文曾三次谈到过《边城》的材料来源。一次是在《湘行散记·老伴》里。他叙述一个当年行伍中的同伴，在一座小城里，看上了一个绒线铺的女孩子，于是借买系草鞋的带子，到绒线铺去了三次。十七年后，沈从文旧地重游，绒线铺依旧，那女孩一如当年坐在绒线铺里，到后来才知她是原先那个女孩子的女儿，而她的父亲就是自己当年的那位同伴。其时，妻子已死，他自己也未老先衰，“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但他的眉宇之间，却透出“安于现状的神气”。沈从文感到十分悲凉：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一次是在《从文自传》里叙述自己从保靖去川东时路上所见：
这一次路上增加了我新鲜经验不少，过了些用木头编成的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地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
一次是在《水云》里叙述写《边城》的经过：
……一面让细碎阳光洒在纸上，一面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指夫人张兆和——笔者注）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
除第二次涉及的仅仅是环境描写的具体景物来源外，另外两次道出了《边城》的认识与情感的泉源。显然，《边城》融入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自己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人生命运的认识，和自己生命从自在向自为途路中，遭受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如我们在第一章提及的，他将自己在沅州的那次“女难”，视为一种盲目的情感产物，而将后来的婚事成功，看成“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这种来源人、我两方面的人生情绪，在《边城》里化为一种悲凉而感伤的乐音，借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弹奏而出。这样，《边城》最终成为一种象征的抒情的作品（关于《边城》如何将情绪凝聚为形象，让我们放到后面再论述）。只有朱光潜简洁而准确地道出了《边城》的这种情绪内涵：
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版）
▲《萧萧》的赏析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萧萧》里面，祖父常说的“女学生过身”，是从哪条路上来，又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觉得，女学生就象是水样，流过水道河床，流向四面八方。而萧萧就象是水边的石头，永远不动，当水流过的时候，听着水响。湘西的村寨，常常是扎在水边，竹子的房柱浸在水里，变了颜色，千年万代的样子。“女学生过身”是萧萧心里最奇妙的风景，可是萧萧却从未有一次亲眼目睹。这是沈从文安排于萧萧和女学生之间的神秘的幕幛？还是命运的沟壑？小说里说，每年六月天就是女学生过身的日子，因为放“水假”了。“水假”这个词也很有趣，它给人一种流动欢畅的气氛。而萧萧始终没有看见女学生，萧萧和女学生没缘分。
女学生还被祖父用另一个名词代表，这名词就是“自由”，祖父说：“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自由”是比女学生更抽象，更叫萧萧不懂得的东西，萧萧只懂得往水里照，她假如没有辫子的模样是什么神气，还有就是当长工花狗把她肚子睡大时，她说：“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她这时明白，“自由”是解决她目下困境的一个办法。可是花狗显然不需要这个“自由”，他悄悄收拾起东西溜之大吉，只剩下萧萧一个，于是她也收拾起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这就是山外边水外边，轰轰烈烈的变化着的世界传给萧萧的信息，是萧萧在无办法可想的境地中的惟一可想的一点办法。
可是萧萧还没动身就被家里人发觉了，我们期待着萧萧给我们一个壮烈的结局，将这倒霉事升华成一出悲剧。可萧萧那里的事情是与外面大舞台上的戏剧完全不同的事情。萧萧想到过死，悬梁、投水、吃毒药，可她终究舍不得死，萧萧不是女英雄，连女学生也不是。萧萧自己不死，祖父便请萧萧本族的人来决定，是“沉潭”还是“发卖”。“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有读过“子曰”，不晓得礼教比萧萧的性命宝贵，就决定“发卖”去远处。可远处没有人来买，而后萧萧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萧萧还是做她的小丈夫的大妻子。
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们永远给人出路，好叫人苟苟且且地活着，一代接一代。它们象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乡间，它们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因此，哪一种革命似也救不了它们。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关。外头世界的天翻地覆，带给这乡间的气象，便是“女学生过身”。女学生是什么样的人呢？女学生是怪物一样的人。女学生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也是怪诞可怕的世界，是样样叫萧萧的乡党们好笑与嘲弄的。
其实，萧萧和女学生之间，仅仅是一步之遥。倘若萧萧逃跑的计划再作周密一些，行动再迅速一些，或许已成为女学生中的一员，可是萧萧的计划失败了，失败就只能按失败的说了。萧萧只得留在了乡间，做媳妇，生儿子，然后再做婆婆。不过，她似乎想做“女学生”的婆婆，她对小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能做女学生的婆婆吗？这只是萧萧那一次未遂的革命留给她的一句戏言。
萧萧没走成，可是沈从文却走成了，并且还给他的乡人们留下了出走的好榜样，还有那个画家黄永玉。据说凤凰的青年中，习文弄画的特别多。其实沈从文就是“水假”时从萧萧乡间过身的女学生以外的一个男学生，岸边的石头从他眼中历历而过，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沈从文走到了宽阔的江面，风也浩大凛冽起来，激荡着他的帆，嚣声四起。而萧萧的乡间是他心中永远的寂寞的风景。
（录自王安忆：《走出凤凰》，《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沈从文的文体及其写作心态
正因为如此，我就格外看重沈从文这些描写湘西风情的地方志式的文字。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它们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新文体的胚芽呢？沈从文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和那些专注于描写社会现状的小说家的根本差别，否则他不会放弃那套讲究逼真性的白描手法，改向间接暗示和象征的方向上用力气；他肯定也已经觉出了自己审美感受的混沌性质，所以才采用那种木讷迂缓的叙事方式，想靠这个来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觉。对作家来说，表达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的过程，他越是深切地陷入那种词不达意的痛苦，反而越有可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体。沈从文当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困境，但从他那种竭尽全力，稍有一点进展便紧赶不舍的顽强劲头，我却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他已经找到了突出困境的方向，一种新的文体即将诞生。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沈从文那种地方志式的抒情描写固然给人带来希望，这描写所表达的某些情感却使人禁不住要为他担心。我指的就是象《雨后》那样一味渲染原始人情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阿黑小史》中是愈益触目了。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连缀而成的中篇，洋洋十多万言，却几乎全是在重复《雨后》的故事，作者翻来覆去地描写五明和阿黑这一对天真小儿女的幽会场面，最后还让五明发疯以显示他的痴情。那渲染自然性爱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竟将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都写得非常简单，不是身体力行地充当恋爱者，便是围在一旁怂恿他们去恋爱。这当然也是沈从文为暗示那“抽象”而作的一种变形，但效果却和在《连长》和《柏子》里明显不同，让人总觉得不大自然。
沈从文对那“抽象”的入迷是非常真诚的，为什么却要用这多少显得矫情的方式来表现呢？正是从这里，我看到了都市生活环境对他的一种极其深刻的心理压力。尽管北京并不欢迎他，他却无意退回湘西，而是拿出了湘西人的勇气和韧性，一定要在城市生活中站住脚。但是，他又很清楚城市文明的力量，尽管他在小说中狠狠地讽刺那些教授，在心底里却时刻记着他们对自己的精神优势。因此，城市对他的轻慢就不止是煽引起思乡的情绪，更激发了他一种向别处去寻找精神支柱的迫切愿望。只有服膺于一套足以与城市的价值标准相匹敌的另一种标准，他才能毫无怯意地走进城市；也只有确信自己在某一方面比那些绅士高出一头，他才能安心地与他们坐在一起。而从他当时的意识范围来看，恐怕惟有对家乡的记忆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柱，只有从湘西的风土人情当中，他才能提取出与都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他那渲染牧歌情致的热情，主要正是源发于这样的隐秘心理。不用说，这里有一种深藏的自卑感在作怪，沈从文其实还没有摆脱那受挫者的沮丧情绪。不但在一些直接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他一直都掩饰不住那种遭轻慢后的忿怒，就是在不少意在表达那混沌感受的描写湘西的小说中，他也还是经常受到这忿怒的牵制，有意无意地总要去赞美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一切东西，不论那是原始的性爱，还是愚昧的迷信。只要把《雨后》与《或人的太太》对照着读一下，你就立刻能看出这之间的曲折联系了。
（录自王晓明：《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十四章
小说（二）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述介第二个十年（1927—1937）的小说。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高峰期。除了多位小说大家另立专章之外，其他作家大致分为三派，即：“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与商业性的“京派”，以及最接近读书市场的“海派”。这只是大致的划分，应看到各派之中小说家的创作虽有相对的接近，却又变化多样，体式纷杂。所以学习时，除了对“派”的划分有大体的把握，更多的注意力应放在对代表性作家的评析上。除了注意流派性，更要考虑各自的艺术个性。第一节介绍左翼小说，论及蒋光慈、柔石、丁玲、张天翼、沙汀、吴组缃、艾芜、萧红等一批作家。第二节论京派小说，主要讲到废名、芦焚，还有在流派之外的李劼人。第三节评述海派小说，论述了张资平和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施蛰存，等等。
一 “左联”和左翼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