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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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反应。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10）
这一段自我批评倒是一语道破茅盾对托尔斯泰与左拉左右逢源的师承。不过，如果我们精读他的批评与小说创作，就会发现其中影响与接受的情况要比他自己承认的复杂得多。首先，茅盾对左拉与托尔斯泰的认知不无问题。左拉被茅盾冠以“冷观”之名，其实只抓住了左拉科学式文学实验者的姿态，而忽略了他有情的一面，例如他为德雷福（Captain Dreyfus）的案子辩护，以及他一八九八年的文章《J’accuse》（《我控诉》）。又如《萌芽》（Germinal）这样的小说，左拉在其中表现了强烈的人道关怀及对神话主题的迷恋。另一方面，托尔斯泰的形象在茅盾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与其说是小说家，还不如说是超乎常人的道德典范；他被看成“本世纪前进思想的源头，以及现代世界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原动力”（11）。反讽的是，这些观念不只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茅盾自己意识形态的走向，也让我们重新考虑左拉与托尔斯泰写实/自然主义观点的对话关系。事实上，茅盾之所以提倡左拉的科学方法，正是出于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对社会道德沦丧的关怀。
《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刊载于《学生杂志》（6卷4、5、6号［1919年4月5日、5月5日、6月5日］）
茅盾文学史观的框架来自左拉与托尔斯泰的并列。茅盾的自然主义与文学演化的词汇来自一些外国书籍，如费府（William Lyon Phelp）的《论现代小说家》（Essays on Modern Novelists，1910），钱德勒（Frank Wadleigh Chandler）的《现代戏剧面面观》（Aspects of Modern Drama，1918），以及岛村抱月（Shimamura Hōgetsu）的《文学中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in Literature，1921）（12）。对茅盾来说，“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13）。虽然茅盾个人偏好象征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他却宣称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倡导写实/自然主义运动，因为这才真正切合中国当时的需要。在此我们注意到茅盾文学演化论中强烈的道德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其实并不来自他参考的那些外国书籍的影响，而是响应着茅盾与五四当时其他知识分子共同信仰的中国式达尔文进化论。正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言，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是一个关于生物演化的假说，更是“唯一适合用以象征并支持西方文化所有价值的宇宙观神话”（14）。因此，当茅盾及当时其他批评家把这种观点下的达尔文主义应用到文学史的诠释时，就发现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代表了“人的”文学与中国传统“非人的”文学之间的分水岭（15）。传统小说是野蛮、粗俗、不诚的（因此也是非人的）；而欧洲十九世纪写实/自然主义小说则相对强调个人尊严与社会正义，因而展现了“人的”特质。
把托尔斯泰硬拉入文学与社会进化主义的潮流中，乍听之下未免奇怪。不过，正如韦勒克（René Wellek）所指出的，虽然托尔斯泰抱持原始主义（primitivism）与强烈的反历史主义，但仍然“受当时对进步的信念以及黑格尔式对时代统合（coherence of ages）的观念所影响，也就是说认为艺术是社会的整体表现”（16）。他认为艺术就像语言一样，是一种沟通与进步的工具。知识的进化就是用更新更好的知识取代旧的知识；而感情的进化则是借由艺术而进行的。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好的艺术是具有感染力的，因为它“在接受者的意识中摧毁了自身与艺术家之间的分隔，甚且还有自身与所有此一艺术品之接受者之间的分隔”（17）。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崇拜者当然不在乎他心目中艺术的至高境界是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服务。最令他们五体投地的是他的人道关怀与作品中投射的社会渐进、改变的希望。因此，在《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中，茅盾写到：“……托尔斯泰论艺术，以通俗为主，以限于一部分人所能受者为不合。此其趋势，今已大盛。各国文学，咸力求其简明，为通俗而便用也。托尔斯泰以为艺术而离于社会一般人之嗜好，便是无益的，便是不生产的。托氏思想势力之所以能及全俄者，其通俗文学之力也。故其艺术之意见，已为世界所公认，而为将来趋势之一，必将无疑也。”（18）
茅盾了解左拉的自然主义是此前十九世纪写实主义文学实践之集大成者。他认为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即使还不算是自然主义之父，至少也“该算他是个先驱者”（19）。他也注意到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甚至巴尔扎克等人对左拉的影响（20）。在对左拉的阅读及他对自然主义的假定中，茅盾特别强调三个层面：科学观察与客观描述的态度、无私无我的要求及决定论的观念（21）。就前两者而言，茅盾视其为让创作者得以忠实再现人生的技巧，但对第三点的左拉式定命论观念，茅盾的态度却颇为暧昧（22）。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能是中国第一篇严肃探讨自然主义的文章。茅盾在文中坚持“意志薄弱的个人受环境压迫以及定命论”乃是人生的真相，而非自然主义者的捏造（23）。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自然主义决定论的世界观受到了主观偏见的限制，这种主观偏见假定人生是堕落的（24）。为了在这两个互相抵触的观察之间找到平衡点，茅盾论证道：中国作家只要采取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这两个自然主义的法宝，小说本身倒不必一定要写出欧洲前辈笔下那样阴郁的画面。“西洋的自然派小说固然是只看见人间的兽性的，固然是迷信定命论的，固然是充满了绝望的悲哀的，但这都因为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最普遍的人生就是多丑恶的，屈服于物质的机械的命运下面的”（25），不过，茅盾问道，如果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境一如十九世纪的欧洲那般丑恶，那么“我们难道还假装痴聋，想自讳吗”（26）？
左拉的决定论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使人注意到个人与受到过时文化/意识形态机制制约下的社会之间的扞格冲突。然而使茅盾不安的是其中对人类悲惨命运将永远无法改变的悲观暗示。虽然在左拉的正面/自然主义规划中，有一个时间平面确保人类有潜力进步，但他的小说所展现的现实却好像是被凝固在宿命里亘古不变（27）。所有的生命都存在于已然建立的共时性范围之内，这个范围也正是左拉生物学与病理学“实验”的基础。对茅盾而言，这一生命情境的生物学/病理学视野是种不可想象的反常状态（28）。首先，茅盾对人性的托尔斯泰式关怀使他必须尊重人的意识及其感知，与改进身处情境的能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茅盾对共产主义式历史进化论的愿景也不容他接受左拉式的静态历史论述。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论证的，茅盾切切要将历史“情节化”，使其成为一个革命与阶级斗争中的动态过程。如果接受左拉决定论的社会观将是同时与托尔斯泰的理想及共产主义的革命计划唱反调。
极其吊诡的是，这个理论上的困境最后竟成了茅盾革命自然主义的转折点。与他公开的声明相反，茅盾其实从来不曾放弃左拉的决定论观点；相反地，借由托尔斯泰式的转折，决定论成为通往茅盾共产主义之路的不二法门。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对同代欧洲从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到卢卡奇的左翼批评家来说，左拉或托尔斯泰其实都不算是外人。他们理解左拉挞伐法国第二帝国统治下的社会一向不遗余力，但也批评他对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合关系总坚持一种非辩证性的观念（29）。于是左拉主观上对社会诚恳勇敢的批判就被划入狭隘的布尔乔亚式的诡圈中（30）。相对地，托尔斯泰对封建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历史转折曾做出宏观的呈现（31），但他的缺点在于他的宗教狂热以及面对社会邪恶的非暴力哲学。正如列宁论托尔斯泰时所说的：“一方面我们看见最严肃清醒的写实主义，形形色色的面具都给扯了下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为世上最可恶的事情大传其道，那就是——宗教。”（32）
西方左翼批评家对左拉与托尔斯泰的评价本来就是爱恨交织，而茅盾对此更投以中国式的眼光。虽然茅盾身为著名的共产文艺理论家，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观念多半来自二手的外国数据以及其他中国左翼批评家甚至包括鲁迅，很少来自于原典（33）。茅盾和他的同志志同道合之处，在于坚持一个结合决定论与能动论的革命想象，特别强调一种意识，号召对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生产带来的异化做出自发响应（34）。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由于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所以对中国鼓吹革命者而言，《资本论》与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法则的科学解析，更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非正义和非人化做出的道德控诉。此外，为了回应五四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坚称，既然中国内部尚未发展出都市普罗大众来从事无产阶级斗争，那么整个国家应当视为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力量的一部分。既然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经济前提在中国不存在，那就表示中国社会更需要由社会主义来重新组织，才能达到这些前提（35）。
在茅盾对“自然主义”的理论论述中，左拉的机械决定论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都起了重大作用，也恰恰展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辩证认识的两面。他将这两位大师的文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却在无意中揭示了它们其实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都受制于整体现实观，都预示对现实一以贯之的因果决定论——不管贴的是遗传学的、宗教论的还是经济学的标签。如前所述，茅盾虽然批评左拉的遗传与环境决定论，却从未真正弃绝这些论说。他只是将决定论由左拉式的定义转为马克思式的定义。因此，不像左拉的小说见证由本能驱动的底层社会悲惨庸俗困境，茅盾预想的是布尔乔亚社会注定要分崩离析，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他主张自然主义作家的职责就在尽可能准确无误地揭发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腐败。
不过，茅盾的马克思信念不容许他仅仅止于攻击资本社会的逐步隳败；他必须更进一步预言即将发生的转变。他预期（像他一样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都会受到革命感召，在意识形态上改邪归正，成为日后领导大众革命的积极分子（36）。在这一点上，他的批评带有托尔斯泰式精神转型的主题，而托翁的精神转型观最初是朝向基督教信仰的。托尔斯泰表达了对天启的虔诚渴望，茅盾则代之以共产主义革命的道德使命。
虽然茅盾摆出破除一切偶像经典、独尊共产主义文艺与革命理论的架势，问题却仍然存在。为什么茅盾关心都市知识分子远甚于他理应解救的无产阶级普罗大众？由他的政治性文章与小说来判断，茅盾——至少这个时期的茅盾——对普罗大众的活动既不熟悉，也没兴趣，至多是口惠而已。有太多例证表明他真正擅长处理的，是年轻的都市知识分子如何经过痛苦的意识形态转化，心态由布尔乔亚走向马克思主义（37）。对他来说，这些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然后挣扎着从原先的颓废状态解放出来，才是中国现代政治到一九二七年为止令人动容的一幕。虽然寻找新意识形态的道路崎岖不平，茅盾的评论与小说中仍暗含着一个承诺：年轻的知识分子终将成为引领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人物（38）。
茅盾论点背后潜藏的也不乏传统思考模式，强调文化/知识转变的地位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化（39）和在历史转折点之处，知识分子的地位高于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林毓生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借文化/知识改变历史的策略（cultural…intellectulistic approach），上可溯源至早期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模式确认知识分子的枢纽地位，并视其为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首要步骤（40）。茅盾——作为五四文人的一个典范——特别意识到自己的精英地位并期望贡献一己之力加速社会/政治变革。他和其同侪左翼作家一样，怀着儒家士人的入世理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重建中国的理想蓝本，信奉预先设定的理想主导历史变革。这一点反讽地解释了为何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如此轻易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