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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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年底，梅森纳把一本弗拉德的著作选集送给其友人皮埃尔·伽桑狄以求帮助。伽桑狄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评论。不出所料，伽桑狄反对弗拉德对基本要素和化学创世的诠释。当面对弗拉德反对哥白尼和吉尔伯特时，伽桑狄只能断定，“比起我们通常的理解，弗拉德所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有规律运行的地球和位于中心的太阳”。在讨论弗拉德提出的真假炼金术的区别时，伽桑狄不满意于这样一种解释，即总是“把炼金术当成唯一的宗教、把炼金术士当成唯一的教徒、把炼金术入门指导当成唯一的教理问答手册”。
除了回忆伽桑狄在其回答过程中曾经描述并反对哈维的血液循环观点——而正是此事导致弗拉德为其朋友进行辩护——之外，我们不必更加详细地追溯这场论战。弗拉德在1633年对伽桑狄的回答，使得梅森纳对弗拉德和化学论哲学的怀疑作出了更多的努力。梅森纳的信件——一直持续到1637年弗拉德去世后很久——表明了他不懈地致力于取得欧洲学者的支持去反对与他自己相对立的弗拉德的“新哲学”之梦。
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的新哲学
在寻求反对罗伯特·弗拉德的支持者中，梅森纳曾写信给许多欧洲学者。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就是其中之一，后者与这位法国学者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最早的一封信中，范·赫尔蒙特对伽桑狄当时刚给弗拉德的答复是否有价值的询问作了回答。这位比利时医生兼化学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弗拉德是一个知识贫乏的医生和比较糟糕的炼金术士——伽桑狄不应该在这个浅薄学者身上浪费时间。这一评价极为有趣，因为范·赫尔蒙特的许多著作都以梅森纳曾经指责的概念和态度为其特色。然而，范·赫尔蒙特的著作在当时似乎已显得非常独特，而可成为17世纪医学化学新学派的基础。
范·赫尔蒙特探求真理是一种强烈的个人行为。这曾使他拒绝了鲁汶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他觉得在那儿什么也没有学到。此后，他又拒绝了贵族们的雇用，而宁愿在家里致力于自己的研究。由于对个人名誉几乎不感兴趣，直到1621年他被一个耶稣会会士引入一场关于武器药膏的论战时，他才发表作品。对造成伤害的武器加以处理就可以治愈受伤者，这一信念在17世纪曾广泛传播，它依据的是认为自然界中存在普遍的互感作用的概念。
范·赫尔蒙特关于这一主题的小册子抨击了所有参与论战的人。他不否认它有治疗的功效，但他坚决把那些用超自然的术语进行描述的人排斥在外。由于主张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范·赫尔蒙特继续说道：“自然……并不要求神学家作为她的诠释者，而只希望医生做她的子民。”事实上，人们也许认为，是伽利略而不是范·赫尔蒙特告诫其耶稣会对手：“让神学家去了解上帝，而博物学家关心的是自然。”
武器药膏可以通过对较大和较小世界相和谐的恰当理解进行解释，在这两个世界里，“一切特殊事情都在其中包含了对整个宇宙的描述”。至于帕拉塞尔苏斯，他的著作将得到赞扬，他的三要素将被毫无保留地接受。法术是“关于事物的最渊博的先天知识”，无论是用于善或恶，其基础都保持不变。而且，当人们恰当地理解自然界的互感作用时，就会渐渐明白圣物的作用与富有魅力的武器药膏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范·赫尔蒙特作为一名自我标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看法。
这个小册子的出版几乎恰逢其时。范·赫尔蒙特对一个著名的耶稣会会士的抨击和对法术与帕拉塞尔苏斯的捍卫，加上他对圣物神奇力量的诠释，不可能不引入关注。1623年，他被鲁汶大学医学院告发，紧接着又被西班牙宗教法庭传唤。他著作中的许多主张被宣布为异端邪说，他本人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又受到软禁。没有教会的允许，他不得出版任何作品，甚至在他1636年获释之后，教会的诉讼还一直延续着，几乎直到他1644年去世。
范·赫尔蒙特给他儿子留下大量手稿以期最终能出版。其全集《医学起源》（Ortus
medicinae）在他去世4年后问世，到1707年，该书以5种语言印刷了12次。在这部影响极大的著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必须“摧毁古人的全部自然哲学并使自然哲学界的学说得到更新”。范。赫尔蒙特把古代科学和医学描述成是“数学的”和逻辑的，他认为，这必须由对自然真正的观察研究所取代。古人对运动的研究也并不比这更好。亚里士多德派的位置运动使人们相信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原动力。范·赫尔蒙特反对此说，因为基督教的教义不允许对造物主有这样的限制。实际上，运动是生命中固有的，它被造物主注入到最初的种子里。如果数学抽象能够导致这样一个错误结论，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亚里士多德派对自然的描述和诠释，
“是一种从数学科学中抽取出来的异教徒学说，这种数学科学使第一原动力自身必须永恒不变并永不停止地推动着万物……因此，要让学术界知道，数学规则或者通过论证得到的学问与自然并不相符合。
因为人并不量度自然，而是自然量度人。”
显然，范·赫尔蒙特所构想的新哲学反对任何主要通过数学来诠释的自然概念。
可以看出，范·赫尔蒙特的著作贯穿着自然和宗教的紧密联系。我们再次被告知要首先看一看《创世纪》中对创世的描述。如同弗拉德所说，这表现了创世的秩序和真正的元素。在这里没有提到火，而土被看成是水的产物。至于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要素，它们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从诸多物质中蒸馏得来的。但更加成熟的范·赫尔蒙特不再认为它们是自然界中真正的元素。开启自然的钥匙将在新的观察中发现，正是化学给我们提供了寻求真理的最大机会（图7．1）。与此相关的是，对定量的认识——这里是按照实验室的重量和测量而不是数学抽象进行理解的——极有可能提供新的视野。范·赫尔蒙特通过称量一棵柳树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重量试图论证水的基本性质。他感兴趣的还有测定金属的比重以及比较相同体积尿液的重量并以此来了解疾病。他寻求更精确地测定温度的标度，而且他的研究使他坚持物质不灭和化学变化中的重量守恒。
作为一个彻底的生机论者，范·赫尔蒙特继续发展了对基于他的元素体系和万物自身生命循环的万物存在的解释。在这里，他讨论了生命之源和种子，它们对如同矿物和人类疾病一样多种多样的结果负有责任。他的医学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由于不愿意接受古代医学文献，范·赫尔蒙特也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打扰，这些人会接受归之于帕拉塞尔苏斯的一切。因此，在这些晚期著作中，范·赫尔蒙特反对把人假定为较大世界的精确微型复制品的小宇宙学说。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号召人们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大量相似性。范·赫尔蒙特对自然界中生命精气的关心并不比弗拉德少。弗拉德曾试图通过小麦的炼金术实验来分离出这种精气，而范·赫尔蒙特则试图通过蒸馏血液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深信血液中存在这种生命力，这使他成为最早反对放血疗法的医生之一。
还可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范·赫尔蒙特的兴趣。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尽管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两人都受到他们的赫尔墨斯和帕拉塞尔苏斯背景的影响，但这两位化学论哲学家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前者受到乌托邦的玫瑰十字会宣言的鼓舞，寻求对重视内在真理、真正宗教和神秘炼金术的自然进行一种新探索。后者也许未必真的极其反对这些观点，但他更强调新的观察资料。
尽管事实上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有许多相同的看法，但17世纪的大多数学者仍把两者看成是非常不同的。对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许多人来说，范·赫尔蒙特似乎为新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和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一样充满希望。这就是对自然进行一种“基督教的”观察研究，它似乎反对较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信徒的神秘主义，但仍然表明把人和自然进行比较是正当的。在英格兰，范·赫尔蒙特的著作促使沃特·查尔顿（Walter
Charleton，1619—1707）于1650年筹备大量翻译范·赫尔蒙特的单本小册子，并且，罗伯特·波义耳在其《怀疑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中重述了赫尔蒙特派反对帕拉塞尔苏斯派要素的争论。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①把《医学起源》作为其新化学生理学的基础，甚至艾萨克·牛顿也仔细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做了大量注释。
①英国解剖学家、医生。在脑解剖学上有重大发现。——译注
以弗拉德的著作为中心的争论以及同一时期对范·赫尔蒙特著作的广泛兴趣，表明了17世纪人们对化学论哲学的普遍关注。弗拉德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的对抗始于其最早的出版物（1616年，1617年），并且持续了20年。范·赫尔蒙特的问题亦始于其第一部出版物（1621年），但由于官方的迫害，他的观点相对而言鲜为人知，直至1648年他的选集作为遗著出版。因此正当欧洲学术界开始吸收笛卡尔和培根的著作时，就面临着一种新的、更重视观察倾向的化学论哲学。范·赫尔蒙特对教育改革的吁求、对古代哲学的反对以及他的许多观察资料受到了当时范围广泛的欧洲学者的关注。
提及化学论哲学家，他们频繁出现于起初很可能料想不到的那些领域。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化学论哲学家们都认为他们并不仅仅从化学或医学方面来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这是公开尝试去发现一门能说明整个宇宙的新哲学（philosophia
nova）。只有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它进行探究之后，才有可能解释梅森纳和开普勒在弗拉德的数学中看到的对自然哲学的威胁，才有可能解释范·赫尔蒙特著作引起的广泛兴趣和影响。而且，只有当我们将它——作为“新科学”的蓝图——置于17世纪的史境中理解时，我们才可能希望从中找到一切，可以想象，这一切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的艾萨克·牛顿所感兴趣的。
第八章 结尾与存疑
对某些人而言，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以讨沦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作为结尾，似乎会产生误导。在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发现的科学“进步”远比我们希望的要少。但是，最后转向讨论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的确强调了这一时期的复杂特点。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上，却没有同时评价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自然法术在当时令人感兴趣的理由，这往往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时期的评价不完整。而且，直到最近，人们才充分重视这一事实，即一些新哲学的传统中心人物不仅坚定地坚持法术与神秘主义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坚定地坚持古代哲学的基本信条。如果17世纪的学者们没有考虑过弗拉德与范·赫尔蒙特著作的重要性，那么它就决不会成为论战的中心。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早此一个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
科学与两种人文主义
要弄清楚为什么实证主义的历史在过去居于统治地位并不太难。科学与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改变。人们主要按照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来对15世纪中叶的学术界进行诠释。毫无疑问，批评的自由影响了主要的思想领域。因此，14世纪学者对位置运动的详细考察使亚里士多德见解中的弱点显而易见，解剖学中观察教育的重要性也迅速得到认可，并促使人们对医科学生公开解剖尸体的广泛接受。这些进展可能只发生在数量有限的一些大学中，但这些大学居于欧洲最有声望的学术中心。
中世纪晚期内部的自我批评在后两个世纪中被公开的反叛所取代。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突破，到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和医学研究是在大学之外的地方进行的。尽管认为大学在这些进展中没有起作用并不正确（帕多瓦与医学传统是最显著的例外），但这一时期初期成立的科学学会和地方性学者团体，较之于传统的教育中心来说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的确是真的。此时，已经听到了对新科学或哲学的大声疾呼，并要求取代亚里士多德派和盖仑派�
